圖①：1943年10月，菲律賓人民抗日軍在訓練。

　　圖②：1942年5月，中國赴緬作戰遠征軍穿越原始森林。

　　圖③：1942年4月，菲律賓巴丹半島上的美菲戰俘近8萬人，在被日軍強行押解途中遭到殘忍虐待，約1.5萬人喪生，史稱“巴丹死亡行軍”。

　　圖④：1942年，在馬來亞被日軍俘虜的英聯邦軍隊。

　　圖⑤：1942年，日軍大舉進攻英屬馬來亞。（均為資料圖片）

　　戰后，日本對戰爭罪行的認知始終是膚淺的，也是割裂的。在八·一五這個特殊時間節點，重新審視其歷史罪行，特別是在東南亞的累累暴行，并非為了延續仇恨，而是提醒世人對日本軍國主義思潮的復活保持高度警惕

　　欲當亞洲霸主

　　發起罪惡戰爭

　　韓永利

　　1916年5月，日本法西斯思想鼓吹者北一輝和大川周明公開叫囂日本要當亞洲的霸主。1927年，日本內閣制定《田中奏折》，其中載明“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可以看出，日本的目標就是要通過對外侵略戰爭，建立一個囊括亞太廣大區域的殖民大帝國。

　　上世紀30年代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也是其南進太平洋的第一步。1934年1月5日，日本軍部在《處理政治事變綱要》中提出，“此后仍以武力支持對華國策的實行，要有不惜挑起對英美戰爭的決心。”1936年8月7日，日本廣田弘毅內閣五相會議通過《國策基準》：決定將“外交和國防相互配合，一方面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發展”定為“根本國策”。同年11月3日，日本發表“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聲明，公開其稱霸東亞的野心。1939年2月，日本海軍占領中國海南島，3月，占領中國南沙群島，初步建立起南進前沿基地。但是，從1931年到1940年的近10年時間內，日本深陷于中國戰場不能自拔，無法將南進侵略提上日程。

　　1940年5月至6月間，德國法西斯在西歐發動閃擊戰，法國敗降，英國困守英倫三島。面對這一“天賜良機”，“不要誤了公共汽車”的叫嚷在日本甚囂塵上。5月10日，德國入侵荷蘭，日本外相有田八郎馬上向美國表示對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的所謂“關注”，并提出日本要“獲取接近原料產地通路”，毫不遮掩地提出日本要占取法屬印度支那。6月29日，有田進而發表廣播演說，鼓吹日本能保證東亞各國和南洋地區穩定、共存共榮。7月26日，日本內閣會議確定《基本國策綱要》，提出“建立以皇國為中心，以日滿華為牢固結合為基礎的‘大東亞新秩序’”。7月27日，日本大本營和內閣聯席會議批準《適應世界新形勢發展時局處理要點》，其中規定了武力南進的具體步驟：占領法屬印度支那、荷屬東印度、德屬與法屬太平洋島嶼等。同年8月1日，日本外相松岡洋右明確提出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范圍包括中國、朝鮮、印度支那、印度、馬來亞、緬甸、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西南太平洋上所有島嶼，它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而且是一個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的綜合實體，即以日本為宗主國的殖民大帝國。可以說，日本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本質就是要在亞太用日本的殖民統治來取代歐美的殖民統治。

　　從1940年7月到1941年7月，日本武力侵占了法屬印度支那北部和南部，構建起了從中國臺灣、海南島、南中國海到法屬印度支那的南進軍事前沿鏈條。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悍然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到1942年夏，日本占領了西起緬甸、馬來亞，東至中部太平洋的吉爾伯特群島，北達阿留申群島，南迄新幾內亞、所羅門群島的廣大區域，加上原先所占領的中國部分領土，初步建立起所謂“大東亞共榮圈”。日本侵占東南亞各國之后，對東南亞人民開始進行殘酷、血腥和野蠻的殖民統治。

　　無論當今日本右翼勢力如何美化所謂“大東亞戰爭”，如何歪曲編造歷史，都無法否認日本法西斯反人類的戰爭罪行，也無法逃脫國際社會對日本侵略戰爭罪行的正義審判。

　　殘酷殖民統治

　　暴行罄竹難書

　　楊 嬋

　　從1941年12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到1945年8月投降，日本法西斯對東南亞各國進行了長達4年的殘酷殖民統治，對東南亞民眾以及美英等盟國戰俘所犯的暴行更是罄竹難書。

　　日軍對東南亞的統治方式主要有三種。在戰略要地，如新加坡，派日本官員進行直接統治；在菲律賓、緬甸等國建立傀儡政府，給予名義上的自治獨立，日本實行間接統治；日本與法屬印度支那及泰國結成“聯盟國”，支持日本在東南亞的殖民統治。

　　日軍每占領一地，旋即頒布戒嚴令，取締一切政黨及政治組織，對抗日人士、共產黨人和華僑華人實行殘酷鎮壓。比如，日本剛占領菲律賓3天就頒布戒嚴令，并威脅如有一名日本人被傷害，要殺十名菲律賓人償命。此外，日軍還建立了一套嚴密的組織體系來確保其鐵腕統治：在各地成立由日軍直接管轄的軍政府，布置龐大的警察網，并建立“領組”“保甲”等制度，牢牢控制城鄉基層政權。

　　對東南亞民眾進行意識形態控制是日軍鞏固其殖民統治的重要手段。日本在占領區實施嚴格的新聞報刊審查政策，強行普及日語、日本文化等，以實現思想文化的“日本化”。日本還在東南亞族群中行挑撥離間之能事。日本在東南亞大肆煽動華人與原住民的民族對立情緒，借原住民之手壓制華人，以維系其高壓統治。

　　掠奪資源是日本占領東南亞的重要目的之一。1942年7月，日本出臺《大東亞建設基本綱領》，規定東南亞為日本的礦業、農業基地。為了實現以戰養戰，日本對東南亞的石油、礦產及農業資源采取了竭澤而漁式的掠奪。日本強制征購糧食，造成糧食短缺。日軍還強迫當地農民改種軍需作物，嚴重破壞了東南亞各國的農業經濟結構，造成生產萎縮及歉收，原本盛產糧食的東南亞國家出現大饑荒。菲律賓人民“因饑餓而倒斃街頭者已成為司空見慣的現象”，越南在1944到1945年間，總計餓死約200萬人。

　　日本在東南亞還制造了多起慘絕人寰的大屠殺。1942年新加坡淪陷后，日軍策劃了“肅清行動”以打擊支援中國抗戰的當地華人。數以萬計的華人被日本警察拷打致死，在海濱遭到日軍機關槍射殺，或者被捆綁推入大海喪生。1945年，美軍發動馬尼拉作戰，日軍實施瘋狂大屠殺，一個月內約10萬名菲律賓平民喪生。

　　東南亞淪陷后，大量盟國軍人及平民成為日軍階下囚。日軍對他們特別是盟軍戰俘進行了非人虐待，包括水刑、電擊、吊刑以及鞭刑等。1942年3月，巴丹半島1.2萬名美國軍人和6.5萬名菲律賓軍人被日軍俘虜，在被轉移至集中營途中，1.5萬名戰俘死于非命。到達集中營后，又有約2.6萬名戰俘不堪日軍的毆打虐殺和疾病折磨相繼死亡。更令人發指的是，在戰爭后期，由于糧食供應被盟軍切斷，日軍有計劃地殺死盟軍戰俘，烹食尸體充饑，甚至直接從活人身上割肉食用。

　　日軍還強征東南亞人及盟軍戰俘充當苦力。1943年，日軍強迫十幾萬東南亞人和6萬多名盟軍戰俘修建泰緬鐵路，其中，10萬名東南亞勞工和1萬名戰俘因日軍虐待及過度勞累等原因而死亡。日軍還將東南亞人作為研制生化武器的試驗品，將婦女作為獸欲發泄對象。

　　偽善終被拋棄

　　多行不義必敗

　　牟倫海

　　為鞏固侵略成果并進一步推動軍事擴張，日本侵略者利用東南亞人民憎惡西方帝國主義的情緒，打著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旗號，宣稱要幫助東南亞人民趕走西方殖民者，以實現“亞洲解放”與“共存共榮”。日本侵略者的宣傳具有迷惑性，初期，東南亞整體上出現親日情緒。

　　然而，隨著日軍逐漸穩定對東南亞地區的占領控制，其殖民侵略本質日漸暴露，主要體現在軍事法西斯殘酷統治、經濟壓榨以及文化同化政策。特別是隨著中后期日本在太平洋戰場由攻轉守，進而節節敗退，日軍對于東南亞地區占領政策日益變本加厲。東南亞人民開始覺醒，并意識到日本的占領政策與西方殖民者的殖民政策并沒有本質上的差異，日本不過是在亞洲的“歐洲宗主國”的翻版，其占領東南亞并不是為了“解放東南亞”，真實目的在于通過攫取東南亞的資源，為日本的侵略戰爭服務。在此背景下，東南亞各地的反日運動蓬勃發展。

　　東南亞人民覺醒并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主要通過以下兩種方式展開。第一，通過組織軍事力量直接與日本軍隊開展武裝斗爭。具有代表性的有泰國駐美大使發起的“自由泰運動”，菲律賓共產黨的“人民抗日軍”，印度支那共產黨領導的“越南獨立同盟”，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昂山將軍領導的緬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等。在眾多的反日武裝力量之中，東南亞的華僑以支援中國抗戰為中心的反日運動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第二，通過參與日本的軍政，利用自身的地位與影響力，向軍政當局以及日本政府逐步施加壓力，間接謀求更多的自治權利以及民族獨立。例如：1943年8月緬甸“獨立”，9月馬來亞咨詢委員會成立，10月菲律賓“獨立”政府成立，1945年3月越南“獨立”。在大多數情況下，上述兩種方式交織配合進行是東南亞人民反日運動一般形態，亦即武裝斗爭力量總是與日本軍政內部的反日力量保持密切聯系，共同推動反日運動的展開。

　　東南亞人民的覺醒與反抗作為太平洋戰場上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極大地牽制了日本的軍事力量，同時給盟軍提供大量重要軍事情報，為盟軍成功推動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潰敗及其最終投降作出了重要貢獻。東南亞人民的覺醒與反抗，揭露了日本對東南亞地區的占領與之前歐美列強的殖民侵略在本質的一致性。東南亞人民的反日斗爭也正是太平洋戰爭之前東南亞人民反抗歐美帝國主義斗爭的延續。這也是以昂山將軍為代表的追求民族獨立的民族主義者從反抗歐美殖民者轉向親日進而反日的歷史延續性的原因所在。這種歷史性的轉變也證明了日本侵略者相比歐美殖民者更加虛偽、殘酷的一面。

　　抗日運動末期，被日本趕走的西方殖民者一度試圖恢復太平洋戰爭之前對東南亞的殖民統治。而已經覺醒的東南亞人民沒有再次受到蒙蔽，對企圖卷土重來的西方殖民者展開了堅決和頑強的斗爭，并最終贏得了民族獨立。

　　（本版作者單位均為武漢大學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所）版式設計：劉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