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發動野蠻侵略戰爭的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規定的各項條件,無條件投降。經過8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中國人民終于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一環,中國還直接間接參加了東南亞、歐洲、太平洋、北非等重大戰役,以巨大的犧牲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卓越貢獻。
滇緬作戰,13萬中國遠征軍埋骨異鄉
日本于1940年9月進駐法屬印度支那,直接威脅到英國的利益,同時中國南方所有的國際援華通道,特別是滇緬公路被迫關閉。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駐緬甸英軍迫切期待中國方面協助其維護滇緬公路,太平洋戰場上的美軍也期待中國軍隊主動出擊以減輕其壓力。當時,中國與日本侵略軍的戰爭正處于艱苦的相持階段,但從反法西斯同盟國作戰的全局考慮,中國政府毅然決定出兵緬甸,開啟了二戰期間著名的滇緬作戰。
1942年3月,中國政府組建“中國遠征軍第一路軍總司令部”,率軍10萬,開進緬甸,協防英軍。3月8日,中國遠征軍先遣部隊第二〇〇師,接替已經放棄仰光、退守同古的英軍,與日軍展開頑強戰斗,殲敵4000多人,給日軍以迎頭痛擊。4月,日軍進攻緬西重鎮、油田基地仁安羌,新三十八師師長孫立人率所部一一三團馳援仁安羌,以少勝多,英勇作戰,不僅擊潰了數倍于己的日軍,而且從重圍中救出了包括英軍司令亞歷山大將軍在內的7000余名英軍,以及500多名美國傳教士、新聞記者。這一被譽為“亞洲的敦刻爾克奇跡”的戰役不僅為英軍在東南亞保留了有生力量,而且打出了中國軍隊的威風,孫立人也因此被艾森豪威爾稱為“東方的蒙哥馬利”,并獲得英王喬治六世授予的“帝國司令勛章”。但是,由于中英戰略利益的差異和英美“先歐后亞”方針的影響,中國軍隊的這一次出征遭受了巨大挫折,10萬余將士僅返回4萬余人,為支援盟國其他戰場作出了極大犧牲。
1942年下半年,中美英三國商定,以退入印度的中國遠征軍新二十二師和新三十八師為基礎,從中國內地空運5萬人到印度蘭姆伽,接受美式裝備和訓練,成立中國駐印軍。1943年春,為適應戰爭需要,中美各兩個工兵團在作戰部隊掩護下開始修建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這是緬北反攻戰的第一步。公路修到哪里,戰斗就打到哪里。中印公路路線雖不長,但途經13座布滿密林的高峰、縱橫交錯的河流以及多處急灣、陡坡,路上泥深沒膝。駐印官兵在“打回祖國去”的堅定信念鼓舞下,以頑強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難。1944年初公路通車至新平洋。
1943年4月,退入滇西的中國遠征軍及其后續部隊,重組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部。同年11月,國民政府下達《關于部署聯合英美反攻緬甸作戰計劃及訓令》,隨時準備配合盟軍反攻緬甸。1943年10月,中國駐印軍奉命從印度利多向緬北日軍發起攻擊,美國第五三〇七團緊隨反攻部隊鋪設公路和輸油管道,拉開了第二次滇緬作戰的序幕。中國駐印軍經過胡康河谷戰役、孟拱河谷戰役等,殲滅曾侵占南京的第十八師團等日軍精銳部隊,1944年8月攻占密支那機場,1945年1月15日攻克南坎。1944年5月,滇西之中國遠征軍強渡怒江,沿滇緬公路開始大反攻,一路上收復騰沖、松山、龍陵、芒市、畹町等地,至1945年1月20日,滇西失地全部光復。1945年4月27日,中國駐印軍與遠征軍會師芒友,滇西、緬北反攻作戰,第二次滇緬作戰取得完全勝利。
中國遠征軍的滇緬作戰,作為盟軍對日作戰的重要一環,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盟軍在世界各地的反法西斯戰爭,直接打擊日本法西斯,打亂其侵略計劃和步驟。中國遠征軍不僅延緩了印緬戰局的惡化程度,阻止日軍西進,確保了印度洋的安全,進而打破日本與德意法西斯會師中東的迷夢。滇緬作戰保衛了中國西南大后方的安全,打通了中印公路,提高了盟國援華的速度和效率,緩解了國內艱難抗戰的局面,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斗志。中國遠征軍以犧牲13萬多人的巨大代價,向世界展示了中國人民的國際合作和民族犧牲精神,大大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諜影重重,國際反法西斯戰士立奇功
1941年10月,日本東京披露出震驚世界的“共產國際諜報集團案”,二戰中最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理查德·佐爾格不幸被捕,1944年被處以絞刑。佐爾格與他的國際情報組織對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格局、為反法西斯同盟最終取得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1933年,佐爾格由蘇聯派遣在日本建立情報網,同當時已是共產主義學者但公開身份是《朝日新聞》常駐上海特派員的尾崎秀實合作。到1941年,他們組建的國際反法西斯情報組織已有39人。在這個組織中,就有被中國共產黨發展進來的日本革命青年西里龍夫和中西功。
佐爾格和尾崎秀實曾多次獲得德國和日本軍隊的重要情報,包括日本“二·二六”事件后的政局與發展動向、抗日戰爭爆發后日本在中國軍隊的活動、關東軍對蘇作戰的準備、德國準備進攻蘇聯的情報等。1937年7月,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佐爾格在沈陽、張家口、南京等地搜集情報,并拍攝大量有關日軍罪行的照片。他綜合有關情報后得出結論:戰爭將是長期的,日本難以取勝。斯大林參考其報告,決定援華抗日,讓中國拖住日本,減輕日本對蘇聯的壓力。此后,佐爾格及其小組偵破了德國進攻蘇聯的準確日期,還根據對日本軍部、內閣、天皇關系的秘密調查,提出了對日本選擇“南進”還是“北進”的判斷。
1941年10月佐爾格被捕后,西里龍夫和中西功的處境雖然十分危急,但為得到日本“南進”戰略的具體部署,兩人在身份可能已暴露的情況下堅持留在情報戰線。在證實了日美談判一旦破裂,日本就要跟美國開戰的情報后,中西功立刻返回上海,查閱“滿鐵”密檔,判斷日軍“南進”作戰的時間可能在12月1日到15日之間,十之八九在12月8日。他們將這一后來證明是極為重要、相當準確的判斷,用電報告訴延安方面,中共及時通報了有關各國。
1942年,形勢更加嚴峻。為了使戰爭早日結束,西里龍夫和中西功仍堅守一線,獲取了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的兵力部署情況、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損失情況、日本政界希望盡早停戰的聲音、日軍難以持久應戰的窘境等重要情報。直到6月,他們被從東京直接派來的特高課特務誘捕,并押往東京。在被日本秘密法庭審訊時,他們表示:“我們信仰共產主義是為實現日本人民和全人類的自由、平等和幸福”。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情報工作十分活躍且卓有成效,而中國戰場是其主要的活動范圍,構成中國抗戰的重要內容。
秘密戰線,中共地下黨員助力蘇聯紅軍
1995年,在紀念衛國戰爭勝利50周年之際,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署命令,授予曾向蘇聯提供了極為重要情報的閻寶航以“衛國戰爭勝利50周年”紀念勛章。這枚本來用于嘉獎反法西斯戰爭中做出杰出貢獻的蘇聯軍人的勛章授予中國人,再次表明了中國的抗戰與蘇聯反法西斯戰爭息息相關。
閻寶航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自“西安事變”之后即在周恩來同志的直接領導之下從事秘密工作,為了工作需要,一直不曾公開他的黨籍,無論在黨內或黨外,他始終以“民主人士”“黨外人士”的身份工作。
1940年12月,德國完成了秘密進攻蘇聯的“巴巴羅薩”計劃,為使該計劃萬無一失,德國想策動日本同時進攻蘇聯,并利用當時與中國的關系,企圖拉國民政府脫離美、英、蘇的影響,改變與日本的緊張對峙狀態。國民政府駐德使館武官桂永清得知德國決定于6月22日前后進攻蘇聯的消息,立即報告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議、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委員的閻寶航得知這一消息后,隨即將情報送到蘇聯大使館和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6月16日,毛澤東直接通過電報將情報轉交給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佐爾格也獲得了同樣情報,卻未引起蘇聯足夠重視。中共最高層發去的電報則使斯大林感到震驚,開始著手備戰。德國的襲擊果然在6月22日發生,8天后,斯大林特意給中共中央發來電報,對中共提供的準確情報表達謝意,也扭轉了對中共武裝僅僅是游擊隊的偏見。
1945年2月,蘇聯在雅爾塔會議上承諾,歐洲戰場戰爭結束后的2到3個月內參加對日作戰,進攻在中國東北的關東軍。閻寶航利用關系,將國民政府當時獲取的關東軍全部材料,包括陸軍及空軍配置、要塞地點、布防計劃、兵種兵器、部隊番號、人數及將領姓名等機密內容拍照后轉交蘇聯方面。蘇軍認真研究了這一重要情報,選擇了有利的時機和地點,對日作戰幾天后即擊潰了號稱日軍精銳的關東軍。
開羅會議,抗戰貢獻奠定中國大國地位
1942年1月1日,中國首次以大國身份,與美英蘇3國聯合領銜,在華盛頓簽署了有26國參與的《聯合國家宣言》。之后,隨著戰局的發展,到了1943年年中,盟國開始考慮舉行一次最高級首腦會議,討論對軸心國作戰和戰后安排問題。此時的美國對中國在二戰中作用的評價已比較客觀,羅斯福總統在與宋美齡談話及給中國的正式文電中都強調與蔣介石的會晤甚為重要。
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應羅斯福邀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英國首相丘吉爾在埃及首都開羅舉行中美英3國首腦會議,這就是二戰歷史上有名的“開羅會議”。
開羅會議期間,3國首腦商討了中美英聯合反攻緬甸的作戰計劃、中國的大國地位、戰后處理與國際秩序等重大問題。關于聯合作戰及何時發動全緬反攻作戰等問題上,中國雖與英國分歧較大,但仍表示配合英國海軍奪取孟加拉灣制海權的計劃,實施水陸兩棲登陸作戰。然而,英國不配合的頑固立場不僅使蔣介石不滿,也使美國頗感為難。會議期間,蔣介石和羅斯福進行了兩次長時間的私下會談,特別討論了戰后領土問題,即中國東北和臺灣的收回,以及琉球問題和香港問題。
開羅會議上中美會談的順利及開羅會議所取得的成果,使蔣介石感到意外:“東三省與臺灣澎湖島,為已失去50年或12年以上之領土,而能獲得美英共同聲明歸還我國,而且承認朝鮮于戰后獨立自由,此何等大事,此何等提案,何等希望,而今竟能發表于三國共同聲明之中,實為中外古今所未曾有之外交成功也。”在開羅會議上,中國首腦與美英首腦以平等的身份會晤,共商世界大事。會議所發表的宣言,明確宣布臺灣和澎湖列島必須歸還中國,充分地表達了中國人民恢復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愿望,使戰時中國外交達到最高峰。
中國在外交上取得的成功,是與中國人民在抗戰中的巨大貢獻密不可分的。羅斯福在1942年1月6日的國情咨文中就指出:“千百萬中國人民在漫長的4年半里頂住了轟炸和饑荒,在日本武裝和裝備占優勢的情況下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打擊了侵略者”,認為支持“頂住了日本的野蠻進攻和在亞洲大陸廣大地區牽制住大量的敵軍”的中國是打敗日本的一個重要因素。(作者單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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