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66年來，中國在國際格局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得到極大提升，中國的命運與世界的命運也越來越密切地交織在了一起。回顧過往六十多年歷史，中國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逐步經歷了從“有限”到“全面”、從“被動”到“主動”的過程。作為中國與國際社會互動的一個重要層面，中國對全球治理進程的參與也經歷了從有限被動參與到積極主動參與再到在某些方面發揮引領作用這樣一個發展過程。

　　總體上看，20世紀90年代之前，因冷戰兩極格局和自身國力所限，中國對全球治理進程的參與也十分有限。雖然20世紀70年代之后，因國際形勢趨于緩和和國內改革開放戰略的啟動，中國逐步擴大了對聯合國系統的參與，但在具體實踐上中國對西方主導的國際組織仍有較大疑慮和較強的戒備心理。這一時期，中國對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態度更為積極，而對其他領域的參與則較為慎重。即使在經濟領域，中國在一定程度上也處于“被治理”的狀態。

　　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在冷戰結束的國際背景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及全球化進程的快速推進，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廣度和深度得到大幅提升。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經濟危機、地區沖突、核擴散等各類全球性問題不斷涌現。與此同時，在改革開放戰略引導下中國的綜合國力得到極大提高，這兩大客觀現實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對全球治理進程的參與。

　　近年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廣度和深度都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中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的重要成員。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后，作為二十國集團的重要一員，中國竭力推動國際金融治理機制改革與創新，提出要加大金融體制的監管力度。在全球環境治理領域，尤其是氣候治理方面，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雖然暫不承擔有約束力的溫室氣體減排義務，但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中國自覺、主動承擔了量化減排目標，多次宣布自主減排承諾。中國承諾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0%左右。在全球安全治理領域，中國是聯合國維和行動中派出官兵最多的國家之一，同時積極參與亞丁灣護航等國際安全行動。在反對恐怖主義、打擊跨國犯罪、抗震救災、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維護海上通道安全等全球治理和地區治理領域，中國是積極建設性的重要參與者，并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以更大的力度為全球和地區提供更多經濟和安全公共產品。

　　除了態度更加積極外，當前中國對全球治理進程的參與還呈現出明顯的主動作為的傾向，包括提出理念和設想、提供議題和方案、構建制度和規則等。甚至在某些全球治理領域，中國開始發揮了某種程度的引領作用。中國提出促進相關國家經濟合作的“一帶一路”構想和倡議，并為此協調設立絲路基金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中國與金磚國家加強戰略合作，設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維護全球治理進程中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中國積極參與蘇丹達爾富爾危機、伊朗核談判等國際熱點問題的解決，并最終取得良好效果，等等。以上種種都可以體現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主動性和引領性。中國正在努力嘗試為全球性問題的解決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隨著國際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和國際格局的調整，全球治理也開始步入轉型期。在此背景下，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所面臨的兩難困境日益凸顯。一方面，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國際社會要求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呼聲日漲。倘若中國對全球性問題的解決參與不力，往往會被一些國家指責為沒有承擔起一個大國應有的責任。另一方面，當中國嘗試利用自身增強的實力為全球性問題的解決貢獻一份力、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時，有些國家又開始表示擔憂，甚至批評中國在試圖挑戰現有國際秩序。例如，中國倡導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便被有些國家解讀為對現有國際金融機制的一種挑戰。客觀上講，中國對全球治理進程的參與并沒有脫離現有的國際機制，即便與其他國家合作新設立的一些國際制度也是對傳統國際機制的一種補充而非替代和顛覆。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未來中國在全球治理領域所發揮的建設性作用和引領性作用將會進一步凸顯。然而，在全球治理轉型期，很多傳統的國際制度面臨改革問題(如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等)，很多全球性問題需要依靠新的國際規則和標準加以解決。這些問題大大增加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難度。中國能否有效化解參與全球治理的“兩難困境”，很大程度上有賴于中國能否真正實現由地區性大國向世界性強國的轉變。(作者周方銀系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周邊戰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