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國”（Chimerica）更像是政治戰略乃至地緣上的概念，由美國哈佛大學著名經濟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所提出。但后危機時代的全球經濟現實表明，“中美國”顯然更具經濟學上的意義，而且正帶給投資者和全球信心。起碼從現在的趨勢看，“中美國”再次成為全球雙引擎，而且是優勢互補的混合動力。
7月28日的路透社認為，美國上周三公布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以及周五公布的就業數據，將幫助市場判斷該國經濟反彈的力度，以及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美聯儲/FED)回歸更傳統貨幣政策的可能速度。
美國縮小并年內放棄量化寬松政策，被視為美國經濟走出危機泥潭的象征，也被視為全球經濟步入后危機時代的分水嶺。但美國貨幣政策的這一調整，在讓美國和西方市場一陣驚喜的同時，也導致新興市場一片恐慌。包括巴西、印度、南非、俄羅斯這些金磚國家和印尼、秘魯等新興市場，年初受美政策波及，普遍存在在增速放緩、資金外流和通脹加劇的情勢。一時間，金磚五國被西方市場嘲弄為“脆弱五國”，金磚成色降低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和其他金磚國家和新興市場不同，資金固有外流和經濟呈現下行，但中國適逢改革年。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經濟發展速度等，都在中國決策層“調結構”改革的范疇之內。在第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速放緩（7.4%），引發海外機構一番唱衰中國的喧囂后，人們發現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步伐從來沒有像現在這么堅定過。
調結構、穩增長，帶來的是中國領導人強調的“新常態”。不管是樂觀的中高速增長還是謹慎的低增長軌道，都被高層確認為“容忍”--而且設定了量化的紅線或底線（7%左右）。
人們注意到，以往改革沒有觸及到的銀行乃至整個金融體系，成為改革的重點區域，銀行不敢再過度發展表外業務，也不得不節制流向過剩產能和樓市的資金流。穩健偏緊的貨幣政策，只給銀行留下了流動性的一個缺口，投向三農、小微企業和實體經濟。甚至，銀行破產也被提上立法日程。中國金融體系，在后危機時代啟動主動但痛苦的改革。此外，就是對地方政府的約束，使其從政績工程的功利迷惘中走出來，促其將更多的執行力釋放到產業轉型升級上來。中國樓市，經歷了嚴苛的考驗，地方政府也開始認識到發展靠投資、增長靠樓市不可持續。
改革攻堅下的第二季度的GDP增幅提升到7.5%，調結構穩增長給出了及格的成績單：第三產業的經濟貢獻超越第二產業，消費成了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引擎。
反觀美國，第一季度受嚴苛氣候的影響，經濟增長按年率計算增速為負2.9%。但第二季度美國經濟呈現出“溫和至適度”的速度持續改善，制造業、個人消費均保持增長勢頭，失業率也大幅改善。雖然美國二季度GDP增長數據還沒有出來，但輿論普遍認為，增速應該在3%左右。由于美國經濟基礎好，國家治理能力極強和市場平臺秩序較好，加之美元在危機時代最大限度地釋放出國際貨幣的利好效應，美國經濟恢復已成難以逆轉的趨勢。
美國經濟沒有傷及元氣，中國經濟在轉型升級；美元量化寬松政策退市、加息提上日程，中國貨幣政策穩健緊縮依然。中美兩國貨幣政策，大抵存在共同的邏輯---偏緊，這也是兩國經濟正常化的常態之舉。
相比之下，歐日兩大經濟體，依然在施以寬松貨幣政策的猛藥。世界主要經濟體，從后危機時代的貨幣政策選項，即可看出誰還在危機泥潭中摸爬滾打，誰已經上岸并恢復經濟常態。
受烏克蘭危機影響，美國和歐洲圍繞制裁俄羅斯在廣度和深度上發生了爭論。這足以說明，歐洲地緣政治形勢的復雜性和歐盟對俄羅斯能源和經濟聯系的差異性，使得歐盟經濟復蘇的勢頭受到了影響。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所言，歐元區將告別“經濟順風車”。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跡象是，歐元區乃至整個歐洲的經濟引擎德國，經濟增速開始放緩，德國將之歸結為烏克蘭形勢的地緣危機傳導。
“中美國”經濟依然面臨諸多難題，但可預料的是兩強依然是后危機時代最強勁的經濟引擎。（張敬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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