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部門必須擔負起打擊犯罪的主體責任，拿出足夠多的人力、物力，重視每一起電信詐騙案件，經過不斷的積累，逐步摧毀廣泛存在的黑色產業鏈，讓電信詐騙無處棲身，使廣大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得到充分保障。
27日，備受關注的“徐玉玉案”在臨沂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2016年8月，臨沂市高三畢業生徐玉玉接到詐騙電話，被以發放助學金的名義，騙走全部學費。徐玉玉在報警回家的路上猝死。法庭辯論階段，公訴機關認為，徐玉玉的死亡與被告人的詐騙行為存在因果關系。
被告人通過網絡購買個人信息，冒充教育局、財政局等國家工作人員，撥打電話騙取錢款，并造成受害人死亡這樣嚴重的后果，這些網絡電信詐騙分子理應受到法律嚴厲懲罰。同時，這些嫌犯故意選擇貧困學生、高考學生等弱勢者作為主要詐騙對象，這種為了滿足私欲而不擇手段的行徑尤令人不齒。
去年12月，最高法發布了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案件適用法律的意見，明確要求，電信網絡詐騙致人身亡或精神失常，將從重處罰。意見還指出，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實施詐騙，也應從重處罰。“徐玉玉案”中的被告人累計詐騙金額較大、受害人數較多，同時有關案件造成的后果嚴重、社會影響惡劣。該案存在多項從重處罰的理由，法庭對被告人量刑較重應該是可以預期的。這種結果可以告慰逝者，對受害人家屬的悲痛是一種平復，同時也可對仍不收手的電信詐騙分子起到震懾作用。
去年發生的“徐玉玉案”影響巨大。案件發生后，在最高法、最高檢及公安部督促下，各地對電信詐騙犯罪持續嚴厲打擊。截至目前，網絡電信詐騙發案數、群眾被騙金額有所下降，但令人憂慮的是，此類犯罪目前仍然處于高發態勢，且單筆被騙百萬元以上案件仍時有發生。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第三方支付平臺及地方中小銀行管理混亂，詐騙團伙開始大量利用這些金融機構轉移贓款、逃避打擊。另外，與電信詐騙相關的黑色產業鏈依舊活躍，這其中就包括盜賣及通過木馬程序、釣魚網站獲取個人信息的犯罪團伙，辦理匿名電話卡的犯罪團伙等。正是有各類金融及電信運營企業打開方便之門，還有其他眾多犯罪團伙輸送“彈藥”，電信詐騙犯罪才能至今猖狂不已。
那么，面對如此復雜的局面，有關司法部門怎樣才能扭轉乾坤，還廣大群眾以財產安全呢？所謂“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關部門應該從最基本的工作開始做起，重視每一起電信詐騙案件，不論群眾報案的被騙金額是多少，都要追查到底絕不輕易放過。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電信詐騙團伙其騙取金額往往具有不確定性，能騙多少是多少，這個受騙者損失一萬，也許上一個受騙者損失就達千萬。公安機關所追究的每一個“小案子”后面，都可能存在驚天大案。
更重要的是，每一起電信詐騙案件背后，都存在著一個分工精細、高度產業化的小型詐騙產業鏈，其上下游往往附著多個專業團伙。即使一個不大的詐騙團伙，也可以牽扯出盜賣個人信息的犯罪團伙，收集辦理匿名電話卡、搭建網絡電話平臺的技術支持團伙，以及專門的銀行卡辦理團伙和幫忙用各種方式套現取錢的洗錢團伙。因此，每一個被徹查的電信詐騙案，最終都可能導致一系列詐騙案件的破獲，導致一段復雜黑色產業鏈的瓦解。
在去年嚴打電信詐騙之前，各地相關破案率普遍不到10%，目前有所提高但破案率最多也就在20%左右。相對搶劫、盜竊等傳統“接觸式”犯罪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破案率，電信詐騙破案率明顯偏低。有關部門必須擔負起打擊犯罪的主體責任，拿出足夠多的人力、物力，重視每一起電信詐騙案件，經過不斷的積累，逐步摧毀廣泛存在的黑色產業鏈，讓電信詐騙無處棲身，使廣大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樊大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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