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復習了三個多月后，他退出了高考。小林第一次參加高考是為了能夠上大學，改變自己的人生；而要參加今年高考，他的目的只有一個——獲得上萬元的報酬來貼補他現在的學校生活——他，現在已經是北京一所大學里大一的學生了。據悉，如果最后高考成績達到“一本”線，最多可以拿到5萬元的報酬。（6月9日《北京青年報》）

　　小林的故事有些傳奇，但并非空穴來分，近年來高考替考事件頻頻發生，影響較大的有甘肅天水和安徽碭山等替考事件。高考替考已經從個別、偶發現象發展到規模化、集團化的替考事件，替考“中介”成為職業，考試管理人員參與其中，利益鏈條清晰可見，替考利益集團已經像“瘟疫”一樣傳染蔓延。

　　面對此情此景，筆者不禁要問這是個人修養的缺失，還是制度管理的漏洞？應該說兩種因素都起作用，但是筆者認為，其失在于制而不在于人。

　　替考頻繁發生，首先說明中國的高考制度卻是如此的軟弱，在這里，制度大不過權力，制度邁不過金錢，制度甚至硬不過個人。這實屬中國高考制度的悲哀。

　　其次，筆者要問面對著如此猖獗的高考舞弊案，法律為什么沒有發揮作用呢？法律是有說法的，按照目前國家的有關規定，代替他人或者由他人代替參加國家教育考試者，各科成績無效，并應取消當年的考試資格。然而這樣的規定僅僅只是針對“槍手”和應屆畢業生而言的，威懾力有限，對處于幕后的策劃和組織者難以起效。法治束手無策，或者違法的成本低微，這又是法治的悲哀。

　　趨利避害，是人們的生存本能。然而一些人盲目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者，卻無視法律和道德層面的考量，只是計算著收益與成本的比例。

　　高考替考的策劃者、組織者們就是如此，他們只看到作弊的收益遠遠大于成本，尤其是在暴利驅使下，不惜鋌而走險。法律的無力使得策劃者、組織者則幾無風險，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相關法律的缺位所致。由此，應盡快制定《國家考試法》，依法治考。運用法律的形式規范包括高考在內的各類國家考試，做到有法可依。

　　歷史經驗和多年的考試社會實踐告訴我們，國家要對國家級考試的全過程作出法律規定，特別是具體明確對各種違法行為的處罰，不但使考試舞弊者付出高額成本而無利可圖，而且使他們因此受到嚴厲制裁，徹底改變那種“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社會現狀。從而應運用法律評價導引輿論評價，保障誠信者的應得利益，真正做到不讓誠信者吃虧，而讓舞弊者不敢伸手。(錢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