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浙江去年發生的“張氏叔侄強奸案”和“蕭山5青年劫殺案”兩起冤錯案件，浙江省高院院長齊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目前，兩起冤錯案件都已經得到糾正，國家賠償也全部到位了。對造成錯案人的問責是必要的，但也要區分程度、情節。故意冤枉人和僅僅是判斷錯誤、破案心切，還不一樣。在這兩個案件中，沒有發現是故意制造冤案，都是在組織內部，按照黨紀政紀來問責。（4月10日《新京報》）
讓錯案得以依法糾正、受害者得到賠償、責任者受到追究，正義才能得以實現。每一起錯案的糾正正是司法進步的內動力和加速器。去年全國法院糾正錯案勇氣可謂前所未有，值得稱道。而“張氏叔侄強奸案”和“蕭山5青年劫殺案”含冤得雪無疑是其中最受公眾關注的案件，也正因為此，今年浙江省人大代表們對法院工作報告的贊成率比去年提高了5個百分點，這正是對法院糾錯勇氣的充分肯定。
糾錯過程離不開責任認定。事實上，并非所有“錯案”都有責任人。辦理案件首先要還原案情真相，如果辦案人員通過法律程序認定了錯誤的情況，并且按照這個情況作出了判斷，即使產生了錯案，辦案人員也并沒有責任。
然而，如果存在違法辦案，就必然有人為此付出法律代價。雖然齊奇院長對于相關錯案責任的解釋引發了一部分民眾的質疑，但筆者以為這有著一定道理。追究錯案責任，需要先定性，然后才能定量。定量指的是具體承擔黨紀政紀，還是刑事責任。而定性指的是對辦案行為進行違法性認定。
對于司法工作人員，涉及刑事錯案的罪行主要有三個，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逼取口供的構成刑訊逼供罪；以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行為構成暴力取證罪；出于個人目的，為了私利私情而故意歪曲事實，違背法律，作錯誤裁判，構成徇私、徇情枉法罪。
對于法院審判人員最常見的就是最后一種，在本質上，判斷是否追究審判人員的刑事責任并不是判斷有沒有相關故意，而是要審查是否“出于個人目的，為了私利私情”。在這個角度上，只是出于“破案心切”，如果沒有其他情節，在現行法律上，確實只能對法院的相關責任人追究黨紀政紀責任，并未構成刑責。
可是，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如果在錯案流水線上，偵查人員刑訊逼供造成錯案，則將直接涉嫌刑訊逼供罪。而是否需要對此進行立案并啟動刑責追究程序，并非法院的職權范圍，該類案件屬于檢察院的偵查管轄范圍。
根據之前報道，浙江叔侄奸殺冤案中，張輝稱曾在獄中遭遇牢頭獄霸袁連芳的暴力取證，在蕭山五青年搶劫殺人案中，當事人也稱遭到過刑訊逼供。雖然法治社會中，我們并不能僅憑一方說法就對辦案人員“有罪推定”，同時，案件發生了多年，相關證據也許也難以保存下來。
但是相關部門至少需要對之給出可信的說法，當事人所稱是否為真實情況？牢頭獄霸是否受到了辦案人員指使？是否存在刑訊逼供？如果存在刑訊逼供，則需要立即開展刑事立案。如果沒有認定刑訊逼供，也須說明，到底是辦案人員拿出了確鑿證據自證清白，還是因為確實時過境遷難以判斷。如此方能平復各方質疑，讓正義得以全面實現。（舒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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