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資料圖）
作為最后一道防線，法院責任重大，必須堅持中立。 （CFP/圖）
原題：錯案密集平反 最高法的想法和辦法
最高法院首次受訪剖析錯案成因與對策
2013年5月6日，《人民法院報》刊載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4月25日在廣州召開的刑事審判工作調研座談會的講話《我們應當如何防范冤假錯案》。有學者認為，文章呼應了十八大強調的“憲法法律至上”理念，令社會看到最高法院的新氣象，是近幾年最好的一篇大法官文章。
此次會議的簡訊發出時，就引發法律界強烈共鳴。六千多字的講話稿，對冤假錯案成因進行深刻反思，強調公檢法要相互制約、要重視辯護律師作用。
“要像防范洪水猛獸一樣來防范冤假錯案，寧可錯放，也不可錯判。錯放一個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來，錯判一個無辜的公民，特別是錯殺了一個人，天就塌下來了。”
“特別是在目前有罪推定思想尚未完全根除、無罪推定思想尚未真正樹立的情況下，冤假錯案發生的概率甚至可以說還比較大。”
“現在制度規定應當說比較完善了，關鍵看我們敢不敢于拿起法律制度武器，敢不敢于堅持原則。”
“個別律師不遵守規則的情況是客觀存在的，但法官是否也存在小題大做、反應過度的問題？思想深處有無輕視刑事辯護、不尊重律師依法履職的問題？工作關系上有無存在重視法檢配合而忽視發揮律師作用的問題？法官是否恪守了司法中立的原則和公正的立場？”
無罪判決為何難？最根本的還是有罪推定思想。
非法證據為何難排除？難點在于舉證，也有待法官敢于堅持原則，只要認定刑訊逼供，就要把非法證據堅決排除。
辯審沖突如何化解？法官要堅持居中、公正、獨立，對于辯護人當庭提出的非法證據排除、回避等申請，法官依法能同意的都應該同意。
聶樹斌案為何遲遲沒音訊？最高法院“很關注這個案件”，最高法院和河北省高院“毫無疑問正在積極推進相關工作”。
進入2013年，許多人發現法院在“變”，密集的錯案平反最實實在在。輿論猜測，這是周強履新最高院院長后發起的一次集中清理行動。
“我們沒有搞運動式的統一行動，”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刑三庭負責人否認了這種推測，“周院長很重視，發現一件，堅決糾正一件。”
不過，幾個重大錯案相繼曝光，震動了最高法院。主管刑事審判工作的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發表長文對冤假錯案作出直率反思。他說，冤假錯案給法院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強調“要像防范洪水猛獸一樣來防范冤假錯案”。
究竟哪些問題導致法院在疑案判決中出現偏差，哪些現實困難讓法官無法作出無罪判決，什么樣的司法積習左右著法官判決，怎樣的制度變革能從根本上減少冤錯案的發生。近期，最高法院刑三庭負責人、司改辦負責人和相關資深法官及有關學者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
他們總結了在這批錯案中暴露出的三大審判問題：沒有堅持居中裁判，和公檢配合多、制約少；疑罪從無原則沒有得到堅持；非法證據難以大膽排除。“這些方面我們都做得不夠好，不夠有決心。”
據透露，最高法院相關部門正在起草一份《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將對錯案中暴露出的種種問題給出“藥方”。
有罪推定思想還未根除
4月25日，河南省平頂山市中級法院宣判被告人李懷亮無罪；5月3日，福建省高院宣布，福清爆炸案五名上訴人無罪。
法院敢于如此下判，勇氣非凡：這兩起案件得到糾正的背后，既沒有被害人“死而復生”，也沒有“真兇”出現。
同樣是平頂山中院，既可以兩次判李懷亮死刑，也可以宣告他無罪，標準極為分裂。在錯案中二審法院（一般是高院）的表現則往往是很“糾結”：屢次發回重審；“留有余地判死緩”，即“疑罪從輕”；或干脆擱置，即“疑罪從掛”。
其實，真兇浮現與否，不應當是宣告其他人無罪的必要理由。在法治社會，“疑罪從無”是基本常識，如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所言，指控的證據不足以證明有罪，就應當依法宣告無罪，不能搞“疑罪從輕”、“疑罪從掛”。繼續追查真兇，那是司法機關的職責。
早在1996年，“疑罪從無”就寫入了刑訴法。外界普遍疑問，中國的法院為什么很少直接作出無罪判決？
最高院對此作出解釋：公訴案件無罪判決率總體上非常低，主要跟中國的訴訟結構有關。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的證明標準是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達不到這個標準就不能移送檢察院起訴；檢察院也適用同樣的證明標準，達不到標準就不能提起公訴；法院定罪也是這個標準。同樣一個案件，同樣一個證明標準，不同的三機關辦理，無罪判決的案件自然就少了。
最高法一位資深法官還表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是最嚴格的證明標準，比英美法系的“排除一切合理懷疑”和大陸法系的“內心確信”更加嚴格。執行這樣的標準，進入中國法院的刑事案件，無罪的可能性確實會更低。“這些冤錯案件，沒有堅持這個證明標準，所以就出了問題。”
綜觀幾個典型錯案，“最嚴格的證明標準”都走了形，有的甚至憑口供就作出死刑判決。在福清紀委爆炸案中，當時某領導曾指示要根據“兩個基本”，將該案辦成鐵案。一位資深刑事法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兩個基本”是嚴打時期的刑事政策，當時的司法環境是以懲治犯罪為主，只要“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充分”，就要從重從快嚴厲懲處，但實踐中變成了“事實基本清楚，證據基本充分”。
最根本的是有罪推定思想。一些法官在開庭之前，可能已經潛意識里將被告人當做“犯罪分子”，在庭審中更表現出偏向控方的傾向性，甚至給人“未審先定”的感覺。一些律師提出無罪判決率太低，是在抱怨辯護工作不被重視。
浙江張氏叔侄強奸案在一審和二審時，律師都曾指出DNA樣本與被告人比對不上，很可能是第三人作案，但法庭“不理睬”。幾年后，警方重啟DNA鑒定，果然比對上了另一個死刑犯。
“不怕一萬，就怕萬一。”沈德詠說，在目前有罪推定思想尚未完全根除、無罪推定思想尚未真正樹立的情況下，冤假錯案發生的概率“不僅存在，而且還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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