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完善阻隔錯案的司法程序機制，激活司法系統中應有的免疫力和糾錯功能，還需要從立法設計和司法監督上下足功夫。
近日，曾兩度對殺人嫌犯李懷亮作出死刑、死緩判決的河南平頂山中院，在經歷一整天的庭審后，當庭宣告“李懷亮無罪，立即釋放”。這一全國矚目的“死刑保證書案”終于塵埃落定，最高法也申明堅決守住防范冤假錯案的底線。
在本案中，由被害人家屬簽署的“死刑保證書”是如何誕生的？又何以進入法院的卷宗？其對該案的審判起到什么作用？很明顯，這些疑問，在案件得到糾正之后，還需進一步查實。如果司法據以定罪量刑的根據不是確實充分的原始證據，而是尋求于被害人家屬的“保證”，這樣缺乏自信且違背常識的司法怪象，無疑值得深究。不過對于錯案的分析，我們更要深入到邏輯層面，討論糾錯機制失靈的問題。
綜觀以往冤假錯案的發生邏輯，幾乎都有一條“有罪推定——刑訊逼供——疑罪從有”的線索。在上述錯案的發生邏輯中，立法原本設計了諸多阻隔環節，例如檢察機關對逮捕、提起公訴的證據審查，法院系統中二審對一審的監督等。本案中，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在司法過程中早已暴露，故而才有平頂山中院對一審判決撤銷并發回重審，以及河南省高院兩次將案件發回平頂山中院重審。遺憾的是，這種發回重審由于缺乏足夠的剛性制約，使得被阻隔的錯案依然能夠找到發展的平臺。
還須追問的是，中院發回縣法院重審后卻攬為自己初審，其理由何在？又為何作出了原本被自己否定的一樣的判決結果？高院對此類重大疑點案件，在發回重審一次不成之后，能否采取更為有力的監督方式？高院二次發回重審后，案件緣何一拖6年而沒有得到監督？這一系列違背法治常理的現象，凸顯出原本可以阻隔錯案的環節盡數失靈。因此，如何完善阻隔錯案的司法程序機制，激活司法系統中應有的免疫力和糾錯功能，還需要從立法設計和司法監督上下足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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