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僅需要通過更大努力來詮釋自己作為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合法性’，也需要在更高的戰略層面上謀劃和重塑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
楊潔篪外長近日在全國人大記者會上透露，中國新任國家主席將在兩會結束后對俄羅斯、南非、坦桑尼亞、剛果共和國進行國事訪問，并出席在南非德班舉行的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五次會晤。中國新一屆領導層的外交大幕即將正式拉啟，顯然，從別具設計的領導人首訪安排看，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將成為未來數年中國外交的重心和亮點。
為什么我們要重視發展中國家？這實際上源于中國國際環境的變化以及中國外交相應進行的“大轉進”。關于發展中國家與我國國際環境之間的關系，大體上可以從經濟和政治兩個維度觀察。
從經濟維度看，雖然未來10年美歐等發達經濟體仍將在世界經濟格局中占據主導地位，但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和增速都處于上升勢頭，未來世界市場的增量將主要來自包括新興經濟體在內的發展中國家。21世紀以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GDP平均增速分別為1.8%和6.2%，特別是非洲地區近年來在金融危機嚴重沖擊世界經濟的情況下仍然實現了年均約6%的快速增長。
從國際經濟總量結構看，發達國家所占總體份額從2009年的53%降至2011年的46%；而同時期，“金磚國家”份額則從14%上升至20%。從發展趨勢看，2012年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發布的《全球趨勢：2030》報告提出，到2030年傳統的西方國家(美歐日)在全球收入中的比重將從目前的56%下降到遠低于50%，除了中國、印度等國外，印尼、尼日利亞、南非、土耳其和哥倫比亞等現在并不為太多國人關注的國家在全球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將越來越重要。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11-2013年世界投資前景認為，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將成為越來越重要的對外投資者，它們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的份額從2007年的16%上升到2010年的29%。
與此同時，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經貿聯系在過去數年中出現了令人欣喜的重要變化，兩者之間的經濟互補性顯著增強，共同利益基礎穩步擴大，發展中國家為中國對外經濟的發展增添了新的巨大動力。2011年，中國與美歐國家之間的貿易總額大約是10139億美元，與東盟、中東、非洲、拉美國家以及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貿易總額約為10937億美元。由此可見，從我國對外貿易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幾乎平分秋色。
更重要的是，我們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額已進入快速增長階段，從未來一個時期看，增速和增量都還會顯著上升。2001-2011年間，我國對外貿易總額增長7倍，而我國對南亞和西亞地區的貿易額則增長31倍，占外貿總額比率從2%升至9%。過去7年間，中國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貿易額高于中國外貿平均增速10個百分點。從上述簡要列舉的幾組統計數據足見我國同發展中國家進一步增強經貿關系的巨大潛力和勢能。
從政治維度看，能否牢牢立于并下大力氣維護和鞏固“發展中國家集團”是我國未來10-15年能否突破和平發展瓶頸期、實現民富國強目標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近年來，發展中國家的總體力量明顯上升，國際力量對比朝著進一步均衡化方向發展，“西方七國”和“金磚五國”的經濟總量趨于接近，新興大國的群體性崛起有望成為我國推進和平發展戰略的重要依托。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抱團”意識也在增強，2006年以來，“金磚國家”之間外長、財長等部長級磋商機制常態化，2009年開始定期召開領導人會議，成立“金磚國家發展銀行”等倡議的提出標志著金磚國家之間的合作日益機制化、深入化。
但同時，我們不應忽視發展中國家面臨的諸多重大挑戰。一是大多數國家面臨轉型難題，發展失衡、貧富分化、社會不公等內生性問題十分突出，不少國家經濟上開放，但相應的社會建設和政治建設嚴重滯后，形成“現代性梗阻”，外部世界的沖擊非常容易演變為國家內部的動蕩，埃及、突尼斯等西亞北非地區國家的“改旗易幟”即是明證。
二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力圖推動全球治理的“再規則化”，特別是在貿易、氣候變化、能源等領域通過確立和應用新的國際規則來維護和鞏固自身優勢，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新一輪規制；美國在亞太力推“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奧巴馬近期在國情咨文中宣布將展開美歐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這些做法勢必從整體上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新的沖擊和挑戰。
三是發展中國家內部的摩擦和矛盾有升溫和更加復雜化的趨勢，金磚國家有共同訴求，但各自發展面臨不同的困難和障礙，彼此競爭或合作動力不足的態勢難以排除；此外，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中國、印度、巴西、南非這些“碳排放大戶”所組成的“基礎四國”與斐濟等因氣候變化而“命懸一線”的島國之間的矛盾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予以應對。
面對上述新的形勢和現實，中國外交應謀求相應的“進取”和“轉型”，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需要“重構”，這是推動中國外交戰略“再平衡”、實現中國和世界機遇“互轉互化”的應有之義。實際上，中共十八大報告闡述外交政策的部分彰顯了較強的進取精神，其要旨包括堅定維護核心利益、高度重視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努力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發展好“金磚國家”等多邊機制，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等。而習近平總書記在其關于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講話中突出強調，“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關鍵要看我們能否把世界的機遇轉變為中國的機遇，能否把中國的機遇轉變為世界的機遇”。
然而，中國外交只有“進取”的精神還遠不夠，必須要有“轉型”的舉措加以跟進和落實。僅就對發展中國家政策而言，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不一樣的發展中國家”，要主動正視和妥善處理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身份難題”。1980年我國GDP總量占世界GDP總量約2%，如今已升至約12%，從經濟規模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978年我國對外貿易額為206億美元，占世界貿易總額比重不足1%，2011年我國外貿額超過3.6萬億美元，占世界比重超過10%。作為一個從人均收入看還不算富有、經濟上也并不處于高端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對外投資從2000年到2011年年均增長48%，已成為全球第五大對外直接投資國和對外直接投資額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如今的中國，已居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承上啟下”地位，一端與發達國家的高端制造能力、投資需求、消費需求等形成互補，另一端則與發展中國家的資源供應、消費市場擴展、工業化發展需求等形成對接。“承上啟下”既可以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同時也會使我們面臨“前堵后追”的嚴峻考驗。顯然，中國不僅需要通過更大努力來詮釋自己作為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合法性”，也需要在更高的戰略層面上謀劃和重塑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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