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吻權”“安寧權”“祭奠權”等一些前所未聞的權利訴求，近一年來在南京各級法院的審判中不斷出現。昨日，南京中院發布首份“審判白皮書”，過去鮮少出現的新型人格權案例受到關注。（2月6日《南京晨報》）
隨著民主法治的日益完善，人民群眾的法律意識大大增強。人們從舊時的“窮死不告狀”到如今的“法庭上見”成為時髦。這本是人治走向法治的法制進步的可喜現象。
可是如今我們卻看到形形色色怪狀的“維權”。他們通過制造新的“權種”來引起人們的關注，讓法律很為難，所以很難得到法律的支持。前不久有媒體報道，一妓女因嫖客沒按規定付錢，而到法院告狀，要求為其“做主”，討要“嫖宿費”；有一家企業竟然到法院狀告記者采訪是“騷擾”，影響企業“正常的生產秩序”……
筆者以為，有的亂“造權”的確是不懂法所致，但有的卻是揣著聰明裝糊涂，為了達到某種目的，或為了吸引眼球或為了制造轟動的“廣告效應”而制造“權種”。對此有法律專家認為：之所以出現這些權利主張，是因為許多社會關系以往由道德、習俗來規范，在社會轉型之際，道德、習俗對于社會關系的規范、調整功能漸漸弱化，人們轉而訴諸法律。
公民有自己的權利主張，但是也不能濫用權利主張，“法律武器”不能亂用。遇到糾紛的市民在選擇打官司前要多進行相關法律咨詢，而不要隨意為之。“編個理由”，隨意制造個“權利新品種”，幾乎“戲說惡搞”法律，既浪費了有限的“法制資源”，同時也是一種“法律騷擾”，不僅得不到法律法規的支持，反而會造成混亂，從而不能很好地運用法律來保護自己。前蘇聯法學家雅維茨說：“法的本質是人類正義”。正義的法律程序不容紊亂。
這一現象，也給司法機關提出了新的課題，與時俱進地面對各種“權利形態”，既要依法辦事，又不能讓公民的合法權益在紛繁的“新權種”中迷失，而是從中梳理出法律的依據，使公民的合法權利得到有效保護，以維護法律的尊嚴。同時也希望依法維權的公民運用“法律武器”不能“制造武器”。（左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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