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眼”能否由私人投資運營，省公安廳幾年前就明確地對此說“不”。究竟是哪些地方，哪些“電子眼”仍在私營化運作，公眾有權知曉。
如果監控超速行駛的電子眼是私人公司投資的，它開出的罰單還有權威性嗎？這樣的疑問并非無的放矢。前天，廣東省審計廳廳長藍佛安在《關于廣東省2011年度省級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中披露，審計發現，有12個市利用社會資金建設28個“電子眼”項目，違反公安部及省公安廳的相關規定，不利于“電子眼”的公益性管理。
電子眼又稱“電子警察”，本意是為了讓公眾遵守交通規章秩序，以及監控社會治安。但倘若由私人投資建設，投資者一方面為了獲得成本的回報，另一方面出于商人的逐利本性，必然希望別人多闖紅燈、多超速，以期帶來罰款利潤，這種商業化的運作模式顯然背離了“電子眼”的公益初衷。
何況“電子眼”能否由私人投資運營，省公安廳幾年前就明確地對此說“不”：東莞市在早期曾經采取“建設——經營——轉讓”方式，將“電子眼”的特許權授予承包商，由承包商投資安裝“電子眼”，用監測闖紅燈和超速得到的罰款來回收成本、償還債務、賺取利潤，特許期結束后再移交政府。然而，這種違章記錄和通知都由企業一手操辦的“創新”，也帶來“罰款執法”的質疑，隨后被省公安廳叫停，要求其“限期回購，理清產權”，最終要全部歸屬政府部門。2007年，省公安廳還專門出臺規定，強調“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以出資、合作等方式，利用交通監控設備經營謀利”。遺憾的是，盡管“創新”早被叫停，但最新的審計結果卻表明，仍有12個市在違規利用社會資金，建設28個“電子眼”。究竟是哪些地方，哪些“電子眼”仍在私營化運作，公眾有權知曉。
更深層的追問是，“電子眼”作為“電子警察”，某種意義上也代表著一種執法權，它有別于政府購買的外包型公共服務。類似養老、社區、環衛等公共服務可以外包，但代表政府部門行使職能的執法權豈能輕易外包給私人公司？這其實等于賦予企業行政執法權。深圳近日表示，或將取消“城管外包”服務，背后的原因就是因為外包的人員存在越權“執法”，混淆“執法”和“服務”，借機敲詐勒索，亂象橫生。外包的“電子眼”是否也存在越權“執法”，值得懷疑。
既然是私營，就有商業利益的驅動，而一旦私營企業掌握了執法權，難保其不會利用執法權為自己牟私利，比如，會否和當地相關部門串通，調整調速器，有意造成司機“被超速”，再將罰款中的一部分撈進個人腰包？再如，會否在交通違章的認定上，相關部門全憑私人投資方的“電子眼”說話，而不去追究“電子眼”的設置本身是否違規？果如此，不僅公眾利益受損，政府公信力也在“罰款執法”中流失。
“電子眼”不能掉進“錢眼”里，更不能成“創收工具”。將公益的“電子眼”外包，進而私人化運營，已涉嫌將執法權私營化。其背后恐怕還與部分地方某些部門“多罰、多繳、多返還”的扭曲式執法理念有關，同時還間接縱容了企業的亂罰款行為。針對“電子眼”是否存在“創收”的問題，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曾多次提出疑問，省公安廳也曾明確表示，私人建“電子眼”，所采集的數據一律無效，不得錄入道路交通違法信息系統，并不得作為處罰依據。那么這12個市28個“電子眼”非法創收的罰款，能退回給“違章”的車主嗎？相關職能部門對審計暴露出來的“電子眼”問題，也應一查到底，而不能姑息養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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