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發布了一份關于“少年兒童偶像崇拜與榜樣教育”的調查報告，結果顯示：雷鋒是這些少年兒童最喜愛的榜樣，也是他們最崇拜的10位偶像中唯一一位非文藝體育明星式的人物；同時，超半數孩子不喜歡學校的榜樣教育方式。
偶像情結是指尚處于不成熟發展階段的人類群體或個人，對于不同偶像類型的依戀、崇拜與追捧——這種不成熟可泛指人類自身思維水平發展的不成熟，也可特指青少年在成長期中由于思維能力局限而表現的不成熟。成人社會與孩子的世界是聯通的，成人社會對偶像——成功人士、英雄圣賢的解讀、建構的偏頗，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乃至決定著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取向。在少年兒童身上，偶像情結又尤為明顯。既然不成熟，也就往往導致崇拜者對其所崇拜的偶像類型及內涵的把握失之偏頗——“不成熟”與“偏頗”互為因果。
對于社會而言，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偶像內涵不同：前現代社會是英雄時代、圣賢時代，所以需要英雄偉人崇拜，從秦皇漢武到唐宗宋祖，從孔子到朱子，從關公到岳飛，社會管理者以對英雄偉人的崇拜作為統治合理性的補充，以維持社會有序運轉。所以，這一階段的偶像情結往往具化為賢君忠臣與清官崇拜。無論如何改朝換代，民眾對賢君清官的渴求與依戀很少改變。同時，人們對“偶像”的解讀往往趨于理想化、政治化乃至神化，但由于對偶像理想化處理與人為拔高，令人感到英雄偉人既不真實也難以企及，以致英雄偉人難以復制，反倒滋生了偽善者、雙面人格者。
現代社會是工商社會，英雄偉人走下神壇，偶像日漸世俗化乃至惡俗化。出于人性的本能，人的生存理性、經濟理性一旦過度膨脹，就會“一切向錢看”?！耙灰钩擅?、“一日暴富”者會成為不少人心目中的“當代英雄”。在傳媒熱炒下，娛樂體育明星自然取代了傳統（前現代）社會中的“英雄”、“偉人”。
而科學家、文學家、思想家，不能給現代媒介帶來多少經濟效益，所以日趨邊緣化，難在青少年心目中建構起“偶像”的形象。當然，相關媒體對科學家的宣傳也不遺余力，但這些宣傳中似乎也有“實用功利”這一現代社會思維方式的紋章：重硬科學輕軟科學，重眼前效益輕長遠考慮，以致對一些大師的思想境界及其對民族復興之貢獻的解讀與開掘失之于膚淺、偏頗。
身處轉型社會的青少年，或會同時崇拜傳統與現代的兩類“偶像”。不過，隨著他們成長并進入社會，心態很可能會分化：有的心儀前人，而有人則徹底癡迷于“今人”，更有人淡化偶像情結而走向成熟、自我完善——在多元的、趨于完善的現代社會中，最后一種終將成為常態。
轉型社會必然會伴隨著偶像崇拜的轉型。首先是偶像與榜樣的區分與切割。筆者以為偶像必與崇拜相連，帶有癡迷與盲目性。榜樣當然也有偶像化的可能，但主要是提供模仿學習——而提供合適的榜樣，對處于尚未完全具備獨立思考能力的青少年而言十分重要。由此，對于青少年而言，榜樣還是不可少的（這里強調的是榜樣而非偶像——筆者注），問題在于提供或確立何種榜樣。
其次，在轉型社會中，對榜樣的重新解讀，或說經歷從解構到建構的過程，是十分正常而必須的。以雷鋒為例，當我們解除了轉型前涂抹于雷鋒身上的理想化、政治化色彩后，一個富于敬業精神、善待他人的好人形象就出現在我們面前。以“志愿者精神”這類當代話語去闡釋雷鋒精神也可以，因其內涵基本相通；而且，面對社會上片面理解“自我實現”、嚴重損害他人權益，各行各業職業精神淪喪等一系列負面現象的泛濫，人們急切呼喚“好人”、追尋“公共精神”、渴求“交往理性”。故而，“雷鋒精神”有其明顯的當代意義乃至永久魅力，雷鋒成為如今青少年心目中的第一位榜樣，也順理成章。由此，今天的雷鋒對處于“青春期”的人類群體和個人仍有不可低估的引領作用，而“雷鋒精神”成功轉型，對當今核心價值體系構建也不乏啟示意義。
而偶像的淡化則是走向成熟的一項標志。放眼更遠的未來，隨著人類整體思維水平提升，偶像的淡化與崇拜的消解遲早會成為一種趨勢。
從社會發展角度看，在后現代或未完成的現代話語系統中，是不承認絕對真理、本質主義、科學主義的，對經濟技術理性與唯我傾向亦持批判立場，由此，作為真理化身、經濟理性典型之類的偶像，遲早將淡出人們的視野。
從個體發展的角度講，偶像崇拜往往蘊含著過度迷信與盲目追隨、深植著希望得到偶像庇護與指點的依附心理。然而偶像是人不是神，盲目崇拜往往會壓制自身個性的發展與創造能力的發揮，而期望過高往往失望也大。所以應淡化偶像、確立自信、發揮創造性，完善自我，走向成功——這也是我們現代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的前提性條件。
當然 ，作為長期的歷史文化積淀而成的依附性國民心態的伴生物——“偶像崇拜”，已成為了我們的文化基因和集體潛意識，淡化過程是痛苦而漫長的，同時也總是與相應的理念、機制、體制共生同進的。這一切，當始于我們對偶像問題有全面而深入的認識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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