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從制度層面來看中國的法律，中國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過程中，經過大規模的立法，可以說法律體系相對完善了。以前，無法可依的問題已經改變，這一點是好的。
但是，有法律制度并不等于有很好的法律理念。要實現真正的法治，重要的是有法律理念。光有制度，缺乏理念是不行的。就像有憲法不等于有憲政一樣。這可能是我們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了。
因為制度有好有壞，有的制度制定時是好的，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環境的改變，可能就會過時了，需要修改了。
往往民眾的法治觀念是與政府的法治觀念相輔相成的，如果政府的法治理念薄弱，不依法辦事，民眾的法治觀念也會相應的低下。
民眾法治觀念不強有兩個表現：一個是過分依賴政府的保護，比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我們的消費者協會其實是國家工商管理局下屬的機構，沒有民間的組織來進行自我維權。
另一方面是民粹主義思想仍然泛濫，所謂民粹主義就是以一種單純的人民的意志為標準，凡是我選的我就贊成，凡是我不選的，我就反對。這種觀念在“文革”時是相當嚴重的。
這些都是反法治理念的表現。但法治的觀念就是按規則依法辦事，從這一點來看，臺灣地區的政治已經慢慢成熟起來了，從早期的街頭政治走向了真正的議會政治。
比如，今年臺灣大選后，雖然有人對于選舉結果提出了質疑，但是無論是民進黨還是蔡英文都尊重了選舉結果。
其實講法律就是在講程序和規則。只要是按程序規則來進行，即使結果不令我滿意，我也要尊重，不能因為結果不讓你滿意，你就無視程序規則，這不是一種理性的態度。
最近，浙江的“吳英非法集資案”引起了各界的廣泛關注，在法學界內部也引起了極大爭議，在法律沒有修改前，如果吳英真的觸犯了法律就應該依法受到懲罰。但是這條法律是否應該修改是另外一個問題。
民間借貸和非法集資的界限很模糊，而政府對此問題一直采取嚴厲打擊的態度，過去涉及非法集資的案件是會判處死刑的，比如鄧斌案等。
這反映出政府在此問題上承擔了過多的責任，一個老百姓他自己去借錢集資，他還不上，政府來處理此問題。從法理看，這不是政府該管的事情，誰欠債誰還錢嘛。可是實際上，往往不是如此，由于集資數額巨大，涉及人數眾多，一旦處理不當，波動很大，會威脅到社會穩定，政府要出面解決。
這就像我們早期的證券市場，那時老百姓買股票賠了找政府，現在大家意識到股市有風險，責任自負。這和我們的市場經濟理念不成熟有關。
一方面我認為要尊重規則，遵守現行法律，但同時，我認為如果吳英案判死刑是量刑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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