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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今報評論員 李長需

　　59歲的安徽律師張紅兵這幾年一直在做一件事，申請將他母親的墓地確定為文物。1970年，母親在家稱要為劉少奇翻案，被16歲的張紅兵和他父親當(dāng)做階級敵人舉報為“反革命”；兩個月后母親被槍決。如今，張紅兵向社會公開這段歷史，公開向母親懺悔，并希望通過自己這個反面教材，讓更多的人牢記歷史的悲劇。（據(jù)中國青年報8月14日報道）

　　因政治問題上的不同意見，張紅兵作為兒子舉報母親，并且強烈要求槍斃自己的母親，這種滅絕人性的事情放在今天絕對不可思議。但在“文革”那個瘋狂的年代，為了立場問題或者自保，親人之間、朋友之間、同事之間互相檢舉或落井下石，并不鮮見。當(dāng)時，絕大多數(shù)人都是身不由己地被大環(huán)境所裹挾而不得不犯下錯誤，但也不能因此否定個體在洪流中的作惡之責(zé)。

　　對自己所犯錯誤做出反思與救贖，是不逃避問題的應(yīng)有態(tài)度。在“后文革”時期，雖然有“傷痕文學(xué)”提供文學(xué)上的樣本，有戴厚英、周揚、巴金等名人提供個體懺悔的榜樣，但并沒有因此形成懺悔和反省的社會氛圍，民間個體的懺悔依舊屬于稀缺資源。因此，張紅兵如今的懺悔具有示范意義。

　　值得關(guān)注的是，最近公開懺悔的，不獨張紅兵一人，媒體上密集出現(xiàn)了不少公開道歉的個人。濟南市文化局文物處原處長劉伯勤在媒體上刊登廣告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騷擾的眾多師生、鄰里道歉，影響較大；河北邯鄲的宋繼超、湖南的溫慶福、山東的盧嘉善、福建的雷英郎等都在報紙上分別向“文革”中傷害過的人進(jìn)行了道歉。再早一些，2010年6月的申小珂等8名紅衛(wèi)兵寫道歉信，向當(dāng)年北京外國語學(xué)校教師程璧“請罪”。當(dāng)時，程璧在回信中說：“你們帶了個好頭。”但這個“好頭”直到三年后才有這些更多的追隨者出現(xiàn)。

　　應(yīng)該說，在沒有任何外界壓力的情況下，張紅兵們主動向當(dāng)年的受害者道歉、懺悔，其精神自覺與道德勇氣令人敬佩，與某些被眾人抓住諸多辮子也死不懺悔的“大師”們相比，這種個人良知上的覺醒尤其顯得彌足珍貴。

　　在宏大歷史的敘事中，個體也是歷史記憶的主體；其構(gòu)筑的歷史細(xì)節(jié)，是歷史鮮活性的呈現(xiàn)。“文革”參與者能站出來公開道歉，不僅完成了他們個體的自我救贖，而且作為歷史記錄者與參與者，他們個體的醒悟、反思與懺悔，也是真正讓這段歷史被正視和了解的重要一步。在此基礎(chǔ)上所達(dá)成的與歷史、個人的寬恕與和解，是我們鏡鑒歷史、從個體救贖上升到群體反省的重要基礎(chǔ)。深刻反省，才能讓歷史不再重演。

　　當(dāng)下，中國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態(tài)面向未來，正視歷史、避免重走彎路是我們面向未來的基礎(chǔ)。張紅兵們通過個體的自我救贖，正是我們正視歷史的重要一環(huán)，我們也希望這種自我救贖是一個良好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