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滬深兩大證券交易所先后出臺治炒新的猛藥：停牌。交易所給出的理由是保護中小投資者，輿論則一片嘩然。筆者的同事在“兩會”現場就此向證監會主席郭樹清提問，郭樹清說，“我們希望是暫時性和過渡性的措施。”
炒新確實是中國股市的一大痼疾。筆者此前分析過，炒新有其淵源，演變至今，其實質是大股東和限售股東在解禁期內有維護股價的動機，游資利用這一點，快進快出，在小非還來不及減持之際，炒出獲利空間后搶先撤退。部分散戶就此以為其中存在賺快錢的機會，參與這場火中取栗的游戲。
在這種博弈背景下，交易所的停牌猛藥，難免顯得治標不治本。新規實施以來，新股上市以后幾個交易日的表現，即是明證：炒新沒有停止，只是被拉長了。
問題的關鍵還在于，交易所的權限有多大，憑什么動輒出臺停牌之類具有強烈行政化色彩的規定？
香港電影中的賭片題材里，經常會出現的一句臺詞是：賭場打開門做生意，沒理由不讓別人來玩。交易所不是賭場，道理則一。其本質功能是為證券買賣雙方提供集中交易場所，市場管理的根本職責就是保證交易的公平、公開與公正。你買我賣的市場行為，只要不被認定為違規，就不該受限。
歐美的證券交易所也承擔部分監管職能，但因不是行政監管部門，其監管行為一般被稱為自律監管。至于紐交所、港交所等，自身都是上市公司，行為就更市場化了。
在中國內地，由于證券交易所也歸證監會管，行業內外都把交易所的監管行為和證監會等同起來，但其實不是一回事。
內地一位證券交易所人士告訴筆者：“境外交易所的權力沒有我們大，他們都羨慕我們，證監會一聲令下，交易所一起出動，效率比境外更高。”他認為，這是中國式監管的優勢。
但細究起來，境內交易所的監管行為，像停牌、停賬戶之類，有很大的法律風險。既不是行政執法機構，自律只能對會員和上市公司，對投資者無權限制交易，否則對方可以起訴交易所。
進而言之，境內的證券交易所，從治理結構而言，本都屬于會員制的自律組織，卻日益成為一個官僚化機構。其高管由證監會任免，理事會形同虛設，會員大會淪為“橡皮圖章”。
另一方面，各大交易所又占盡了市場的便宜。它們不但權力比國外交易所大，日子也比國外交易所滋潤。近年來，境外交易所一邊忙著擴張合并，滿世界爭奪優質上市資源；一邊忙著與投資者及發行人建立更深入的聯系，甚至開始涉足部分投行業務，可謂殫精竭慮。
相形之下，中國內地一些主要交易所每年坐享數十億交易費收入。日前公布的上海2011年納稅百強名單中，當地幾家交易所均名列其中，與銀行、汽車公司、電信公司并肩。
交易所權力的邊界在哪里，其行政監管與市場利益“左右逢源”的做法能否受到制約？這是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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