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古屋市市長河村隆之日前發表否認南京大屠殺的錯誤言論引起國內外各方人士共同關注。這次“兩會”，全國人大代表、南京藝術學院鄒建平教授帶來一份關于《呼吁國家制定“否認南京大屠殺罪”》的建議，得知有這樣一份建議要提交全國人大，江蘇代表團有36名代表主動簽名。(3月11日《廣州日報》)
單設“否認南京大屠殺罪”似乎過于狹隘，因為日本人否認南京大屠殺只是個幌子，否認侵華歷史才是其真實目的。所以，不必單設“否認南京大屠殺罪”，而應設“否認侵略歷史罪”。至于有人擔心此舉違反國際法，這純屬杞人憂天。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聯合國憲章都已明確了日本的侵華史實，否認南京大屠殺、否認侵華歷史才是公然挑戰國際法、挑戰盟國共同發布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形同推翻日本政府簽署的《日本投降書》。我國立法制裁此類行為完全符合國際法精神，也符合我國刑法的保護原則與普遍管轄原則。
對外國人在境外犯罪的管轄權問題，《刑法》第八條早有明確規定：“外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規定的最低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適用本法。”因此，法律適用上完全不是問題。此類判決國際上也早有先例：2006年2月20日，英國歷史學家戴維·歐文就因否認二戰時曾發生納粹大屠殺，被奧地利一家法院判處3年有期徒刑。
對否認侵略歷史者最有力的回擊不是一遍遍的重復展示已有證據和千方百計發掘新的證據，因為他們會視而不見或有意回避，只有把他們送進監獄才是最有力的回擊。作為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國，我們不僅要立法懲治否認侵略歷史者，更應通過外交渠道，包括聯絡當年的抗戰盟國，共同向日本政府施壓，要求他們立法懲治此類行為，嚴格遵守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精神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遵守他們的投降承諾。
應該承認，相比以色列全球追殺納粹戰犯和德國、比利時、捷克、法國、以色列、立陶宛、波蘭、羅馬尼亞和瑞士等國將否認或者美化納粹歷史言論入罪(德國法律還規定，在公眾場合行“納粹”禮是違法的行為，違反者將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有德國男子因教狗行納粹軍禮被捕入獄)的做法，我國在這方面的立法嚴重滯后。不僅無法有效遏制日本政客和國外反華勢力否認日本侵華罪行，甚至在國內也出現了不少為日軍和漢奸翻案、惡意詆毀抗戰烈士的雜音。相比日本政客的無恥言行，這些就在我們身邊出現的漢奸言論更值得警惕。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漢奸對中國的危害十分嚴重。以日本侵華為例，九一八事變后，馬占山將軍在江橋打響了中國軍隊有組織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槍，而首先向抗日軍隊發起攻擊的，是漢奸張海鵬部偽軍。在東北堅持抗戰十四年的義勇軍、抗聯許多重要領導人的犧牲，都是因為漢奸告密。1933年長城抗戰，中國軍隊據守的幾個重要關口的丟失正是漢奸帶路、日軍偷襲的結果。1937年七七事變，同樣因漢奸告密，日軍突襲南苑29軍軍部及其直屬部隊，29軍副軍長佟麟閣、第 132師師長趙登禹陣亡，29軍傷亡慘重，學兵團1700多名學生兵(有很多清華、北大學生)幸存者不足1/3。全面抗戰開始后，投敵叛國者更多。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汪精衛以下諸多國民政府高官紛紛投敵，偽軍數量更是急劇攀升，最多時近200萬，超過侵華日軍總數。而中國也是唯一一個在二戰中偽軍數量超過侵略軍隊數量的國家。如果沒有這么多漢奸，也許抗戰勝利本不該拖到1945年。漢奸問題之所以如此嚴重，除了日寇的威逼利誘，也與當時的漢奸言論甚囂塵上，政府管理失控有關。
以史為鑒，“否認大屠殺罪”要立法，制定“漢奸言論罪”同樣重要，否則難免重蹈歷史覆轍，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慘痛損失。只要明目張膽的否認侵略歷史，公然發表漢奸言論或為漢奸翻案，就構成犯罪，應受到法律制裁。為防止爭議，“漢奸言論罪”可僅限于對歷史問題的看法，不涉及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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