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片）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圖/CFP
對于日本而言，只有誠心承認那段歷史才能獲得諒解；對于中國而言，只有盡力還原那段歷史才能告慰亡靈。
日本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2月20日上午在對南京市政府代表團的會見中公開懷疑南京大屠殺事件的真實性之后，南京市政府從21日凌晨開始先后發出兩次聲明，又在21日晚上宣布南京市暫停與名古屋市政府間的官方交往，這在向來以“中日友好”為外交準則的中國城市中可謂絕無僅有。中國外交部22日下午召開記者會，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談到關于日本名古屋市長否認南京大屠殺一事時表示，中方已就此事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對于南京作出暫停與名古屋市交往的決定表示理解和支持。
按照過去數次相似事件的慣例，黑客們在第一時間攻擊了名古屋市政府的網站，該市動物園的一個網站主頁甚至被貼上了“必須承認南京大屠殺”的標語。河村隆之隨后的態度則讓人疑惑：他一方面說自己的言行無禮及不適當，但又強調不會撤回或修改有關言論。
中日雙方都在隔空喊話，雖然明知沒有真正交手的機會，河村隆之說,“我想在當地舉行一次公開的辯論會，我也要親自前往”，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張生則在微博上表態，“我向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發出公開挑戰：任何場合，任何時間，任何旁聽人數，就南京大屠殺的基本史實進行公開辯論!”
河村隆之在會見南京代表團時使用的一個詞大概是對的：芒刺。南京大屠殺，的確是很快迎來建交四十周年的中日關系中繞不開的那根刺。
2月22日，一些市民和外地游人來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參觀祭奠。圖/CFP
歷史不容抹殺
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張憲文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有信心針對南京大屠殺進行任何公開辯論。張憲文是《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的主編，這套書已經公開出版了72卷，超過4000萬字，但是他手上掌握的原始資料一共超過5000萬字，預計最終會出到80卷，“這些都是日軍在南京針對平民大屠殺最直接的證據，如果說這是謊言，誰有本領能制造出五千萬字的謊言?”
何況這些史料不僅僅來自中國，很大一部分都來自美國、日本、德國、俄羅斯和意大利，既有政府文件，也有民間記錄，還包括日軍自己的各種日記書信、外國記者當時在南京寫回本國的報道、外國傳教士們的觀察等等。張憲文強調說，這些資料“既有受害者，也有加害者，還有第三方，各種證據都能相互印證”。
張生教授也在自己的微博上不斷貼出各種原始證據，如日軍在古林寺(今南京古林公園附近)屠殺中國人的尸骸照片，這張照片是當時美國在南京的傳教士福斯特拍攝，現藏于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他的新著《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將于今年4月出版，當中也隨處可見各種原始資料。
最早河村隆之是以自己父親“在南京得到善待”作為“大屠殺不存在”的證據，但在22日的記者會中，河村隆之又說自己之所以如此表態的原因是“因為最近出了新的研究成果，也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看法”。張生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說，近年來日本右翼組成有一些新的變化，一些大學學者也加入進去，當中比較著名的有亞細亞大學教授東中野修道、昭和史研究所代表中村粲等等，他們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方式和傳統全盤否認的方式不同，而是注重于否認證據鏈當中的一條，“比如某個美國人經歷過南京大屠殺，他留下了一些原始證據，但是后來發現他可能在國民黨政府中有一個職位，于是右翼就說他的材料不能作為證據”。張生說，右翼財勢雄厚，因此成果很廣，出版的書籍論文對日本社會影響不可謂不大，河村隆之可能也是受其很深的影響才會有這些顯得信心十足的表態。
張憲文回憶，2005年《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剛出版的時候，日本外務省曾經責令上海領事館副領事陪同日本軍方代表來南京采訪了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各種專家，這個采訪最后影響了日本外務省在內閣就這一問題的咨詢答辯，外務省隨后在官方網站上發出聲明：根據現有的資料和證據，不能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存在。張憲文說，日方和中方雖然在受害者人數問題上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日方也早就承認了當年日軍對中國非戰斗人員、和放下武器以及被俘虜的軍人進行殺害這一原則性事實。
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館長吳先斌對《中國新聞周刊》強調，他收藏至今公眾所能看到的所有音像材料和照片，其實沒有一張是中國人自己拍攝的，都是來自當時留在南京的外國人，或者日軍自己為了炫耀戰功所拍。張生也說，南京大屠殺這個概念最早甚至不是中方提出來的，而是來自1937年12月30日德國駐北平大使館的畢達博士，他引述了《芝加哥每日新聞報》記者斯提爾的報道，用這個詞形容了南京的情形，并向德國駐華大使館報告，使用的德文原文為“Nankinger Massacre”。
沉默不是金
名古屋事件發生后，有一條微博流傳甚廣：“2005年1月23日，近700人在阿姆斯特丹荷蘭劇場接力宣讀奧斯威辛集中營被害猶太人名單，用5天時間念完10.2萬個名字。日本廣島和平公園原子彈爆炸死難者紀念墻上，刻著237062個死難者名字；而南京大屠殺“哭墻”僅銘刻10324個名字，其中3000個源自1946年的調查檔案。”
30萬的數字到底從何而來，為什么中方只能提供一萬多個名字？是南京大屠殺的研究者們最常面對的問題。張生和張憲文都略帶不滿地提醒說，這種提問正是日本右翼最希望看到的，因為他們的思維就是：你拿不出名字，大屠殺就不存在。
張生說，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完全是工業化的屠殺方式，猶太人被關在集中營中，有詳細的名單和冊子，所以容易恢復較多人名；但是當時在中國，戶籍制度很不完全，何況南京在日本的占領之下，民間機構不可能進行什么調查，加上日軍的屠殺方式“連德國人都嘲笑他們是中世紀的殘暴，為了節省子彈，寧可用刺刀”，而在戰后很長時間里，因為冷戰的關系，中方有一個重要的政治表述，“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即當時侵略中國的“主要是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因此既沒有更多地追究政治責任，也沒有很好的研究和追溯，更多具體的人就這樣淹沒在了歷史之中。但即使如此，這三十萬的數字也并非最早來自中方，而是在時任日本外相廣田弘毅致日本駐美外交機構的密電之中提及，這一文件現藏于美國國家檔案館。可以作為旁證的則是，當時英國記者錢塞勒向他的英國同行田伯烈提供了一篇發往倫敦的新聞報道，報道援引了上海南市難民區負責人法國人饒神父的話，“他非常肯定中國平民遇難者300000這一數字是正確的”。
張憲文說，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其實成立了好幾個委員會來調查日軍的暴行，“挨家挨戶做了調查，明確了各種各樣被日軍殺害的方式，這些調查表符合口述歷史的規范”，但實際上這項工作只做了兩年，到了1948年，內戰進一步升級，調查就停止了，這些材料因此一直保存在檔案館中。1949年之后，大陸各種運動不斷，一直到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書，中方才在匆忙中重啟了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幸存者很大部分離開了南京，加上逐步去世，現在我們能調查到的幸存者只有兩三百人了，因此不可能去還原一個三十萬人的名單”。
另外，不少人對南京市政府這次的表現感覺失望，因為在河村隆之說這些話語的現場，沒有一個人站起來抗議。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人、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會長童增對《中國新聞周刊》感慨地說，這樣的情況不可能發生在韓日交往或者以色列與德國之間，同樣遭受了大屠殺，猶太人執著地把艾希曼綁架回以色列接受審判，而我們卻在“中日友好”的大前提之下用“以德報怨”作為行為準則。石原慎太郎在這次事件中聲援河村隆之，他也素來不承認南京大屠殺，但是中方卻邀請他作為貴賓參加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這樣的禮貌到底是不是一種縱容?”
在掀起了這樣大的波瀾之后，南京出訪團沒有即時回國，而是隨后又前往歐洲繼續訪問，張生在自己的微博轉發了這條新聞，同時意味深長地說：“沉默，有時候不是金。”
（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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