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3月6日，在全國人代會的廣東團分組討論中，全國人大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當場回應鐘南山院士拋出的改革話題，表態稱要爭取有關部門支持讓廣東做放權試點。
3月6日，在全國人代會的廣東團分組討論中，全國人大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當場回應鐘南山院士拋出的改革話題，表態稱要爭取有關部門支持讓廣東做放權試點。并坦言“現在放權遇到的最大問題，不是省里的部門利益，而是各種各樣的法律法規造成的壁壘”。朱小丹省長也表示，“難，但我們準備碰一碰”。
去年幾乎一整年，有關政府放權與社會建設的話題在整個廣東屢屢熱議，幾輪討論下來，政府與民間，官員與民眾，達成不少基礎性共識，特別是來自政府方面的強勁改革信號，堅定了人們“必須改”的信心。也只有在這樣的改革共識之下，探討如何按步驟推進，如何突破與化解各方掣肘，才具備了坦誠溝通與群策群力的可能。本次全國“兩會”的廣東團討論，對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持續熱議與關注，透露出的，是實踐中逐漸細化的感觸，越具體便意味著對現實的認知更進了一層。
“政府報告里說要理順政府跟市場、跟社會的關系，這只是說說呢還是搞個形式？”鐘南山代表的擔憂顯然并非無的放矢，即便是在廣東有關部門多次表態要加快和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背景下，盡管政府放權的承諾已經到了“權力轉移清單”行將在上半年公布的當口，民眾所期待的突破依然面臨走過場的可能，起碼有這樣擔心的人并不在少數。明確回應并借由實質性的改革步伐化解個中擔心，甚至坦誠列出所遭遇的磕絆，都是能夠被接受的努力。
政府與市場、跟社會的關系之所以需要理順，是因為長期以來的“大政府，小社會”治理模式，而因這樣的社會治理模式被固化了的，顯然并非僅是民眾的習以為常，還有各方利益的板結化。現在所需要的“理順”，核心在于政府角色的徹底轉換，是政府權力向市場與社會的讓渡，按稍早前廣東省省長朱小丹的話講，是“可取消，可不取消的，要下決心取消；可放權，可不放權的，要下決心放權；可轉移，可不轉移的，要下決心轉移”。在其背后，不僅意味著權力的“有所為，有所不為”，更重要的是權力要習慣被約束，而且由這次改革的起始點看去，是要權力先自我削減和約束——— 不容易，當然也難能可貴。
盡管，從社會治理與構成的角度分析，這本身并非真正意義的削減，而只是讓原先無限膨大的政府職能實現理性的歸位。權力給予易，剝奪難，且每一項實實在在的權力背后都負載著實實在在的利益，如何較為平和地完成政府的自我削權，是橫亙于改革者與實踐派面前最大的考驗。能夠看到，包括發改委、工商局在內的多個關鍵部門，在此時響應改革號召的表態，“一定帶頭改革”，承諾“最大限度放權”，可謂信心滿滿。但依據常理進行推演，最容易出現的(也可能是無法避免的)，依然會是部門之間“趨利避害”的考量：由政府部門主動上報自身要放權的具體內容，最容易導致的結果便是選擇所謂“麻煩大，油水小”的事項。如何讓政府放權的艱難嘗試避免流產的風險，核心一條便是社會各界無障礙地全程參與“權力下放清單”的討論與厘定。在擁有“必須改”和“不得不改”這樣的共識前提下，確保通暢的互動交流，將是最大可能實現共贏的可取路徑。
現在放權遇到的最大障礙何在？常見諸報端的是所謂“部門利益”，而汪洋昨日則特別提到“各種各樣法律法規造成的壁壘”。長期以來，數量驚人的部門立法，使得各方強勢部門的利益已然實現了法制化，這種立法模式的弊病也早已壓倒了部門參與和主導立法的所謂“優勢”。“誰執法就誰起草”的立法思路，使社會利益、民眾利益在與部門利益的博弈中始終處于無處發聲的窘境。實際上，牽絆于“法律法規壁壘”背后的，依然是更大的部門利益陰影。央地各級部門，在“政府放權”一點上，可能存在同樣的糾結與不舍。地方主導的改革，同級或者以下的機構可以借由主導者的權威強勢推進，更上一層的各方溝通，則顯然需要盡最大努力去“爭取”。但實際上，政府放權的扎實動作與平和推進，不論科層的高低，最終都會落腳在最大誠意的溝通上———上如是，下亦然。
改革難，觸碰政府權力與利益的改革，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但從一開始就清醒認識到這份艱難，并竭盡全力去進行坦誠溝通和爭取的實踐者，不應當永遠孤單。目前的改革步驟，是政府放權，更是權力職能的回歸，也是社會治理朝著良性方向的努力，再難，也要“碰一碰”。有理由相信，在充分溝通基礎之上的所有爭取，也在為各方的最終合力累積著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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