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據中國政府網消息，《拘留所條例》已于2月15日由國務院第192次常務會議審議通過，并將于4月1日起施行。《條例》規定，拘留所應當依法保障被拘留人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權益，不得侮辱、體罰、虐待(或者指使、縱容他人侮辱、體罰、虐待)被拘留人，不得強迫被拘留人從事生產勞動，異地收拘須經異地主管公安機關批準。
據中國政府網消息，《拘留所條例》已于2月15日由國務院第192次常務會議審議通過，并將于4月1日起施行。《條例》規定，拘留所應當依法保障被拘留人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權益，不得侮辱、體罰、虐待(或者指使、縱容他人侮辱、體罰、虐待)被拘留人，不得強迫被拘留人從事生產勞動，異地收拘須經異地主管公安機關批準。
上世紀九十年代，公安部一紙《治安拘留所管理辦法(試行)》發布，之后就是一試22年。此番出臺《拘留所條例》，在格局上進行了法律位階的提升，由國務院出臺行政法規代替此前的部門規章。但即便是提高立法層級之后的新條例，依然與《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存在不小距離。《立法法》第八條規定，“對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而拘留所管理規范作為事涉人身自由的內容，當然不應長期處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立法的事項中。
誠如媒體梳理的“亮點”所言，本次《拘留所條例》的出臺，在多個方面有明顯進步，包括異地收拘須經異地主管公安機關批準，不得侮辱、體罰、虐待被拘留人或者指使、縱容他人侮辱、體罰、虐待被拘留人等規定，有望對時下頻頻爆出的諸多拘留所里的“怪現狀”予以治理。但從該法規文本公布之后的輿論反饋來說，公眾與法律界人士更加關注的，顯然是那些存在頗為扎眼的關鍵角落。
與近3年前征求意見的文本比照，人們發現，正式法規文本刪減了多處規定，而恰是這些被刪減的規定，對于公民權益伸張而言尤顯意味深長。諸如被刪除的“收拘12小時內通知親屬”條款，正式文本將草案里12小時的明確時限告知規定修改為“應當及時通知”的表述。盡管“應當”在立法修辭上亦屬強制要求，但其與此前“12小時告知”的規定仍存天壤之別，不僅直白退化為原則性的泛泛約束，而且給具體執行中的“下有對策”留足了空間。相較于其他更嚴重的罰則，拘留所限制人身自由的時間不算長，但于公民人身這一神圣權利而言，再微不足道的剝奪都值得筑起法律保障的大壩，而對家屬告知義務的嚴苛要求，恰是這一保障體系不容略過的關鍵起點。
更為引人注目的是，正式法規文本刪除了對警察法律責任的相關規定。盡管有法律界人士解讀稱，對于警察的違規行為，1995年頒布的《警察法》中有較詳細規定，在此處“沒有必要重復”，但卻顯然無法完全釋解人們對“追責條款”莫名消失的全部疑慮。在不同位階法律文本中，重復出現追責性表述并不鮮見，更何況該法案征求意見稿的專業起草，也并未因“重復”而未將其寫入。
誠然，法案即便有籠統追責的規定，也并不足以代言司法實務中的可操作性與有效性。但此種條款神秘消失的情形還是不能不讓人循跡追問：在多個關鍵條款消失的背后，是怎樣一場不足(甚至不屑)為外人道的立法游說與暗箱博弈？按理說，越是因為拘留的執行可能涉及社會治安和穩定，才越應當慎之又慎、盡可能地公允、公開與公正，而非相反。況且法律位階提升，將由公安部主導的部門規章調高到國務院統籌的行政法規，本意也在于避免部門立法的莽撞與肆意，但由“失蹤條款”出發進行基本的利益倒推會發現，公安部門的單方考量在立法中顯然得到了非同尋常的重視。
從《拘留所條例》的立法流程觀之，在近三年前的那次所謂征求意見之后，“立法公開”的程序化展示(據法律界人士透露，本條例征求意見階段“做得并不好”，甚至存在閉門立法的嫌疑)便儼然就此告一段落，再有消息旋即到了正式文本發布的當口——— 木已成舟，能奈他何？在幾乎所有的立法實踐中，立法程序的公開透明異化為階段性的要求，對之后民意收集、整理和匯總的情況，公眾長期處于無從獲知的窘境。而恰是在這樣一個相對不透明的階段，各方利益(尤其是強勢部門)的游說與博弈尤其緊鑼密鼓。
需要申明，對于警察權力的嚴苛限制，不僅在于保障公民合法權益，也同時兼具確保權力及其行使者不被法律后門所傷的良苦用心。立法程序的民主與公開應當更深入，這對全體公民而言顯然都會是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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