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刑法嚴懲“圍獵”官員

　　近日，最高檢要求進一步打擊行賄犯罪力度，特別是要嚴厲懲處主動、多次、長期“圍獵”干部的行賄犯罪。“現(xiàn)實中，一再出現(xiàn)受賄者因貪入獄，而行賄人卻逍遙法外的情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李少平在接受《法制晚報》記者專訪時表示，行賄犯罪是受賄等職務犯罪的重要誘因，應堅決杜絕對行賄犯罪“法外施恩”。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二級大法官李少平

　　人們遇事首先想到行賄

　　《法制晚報》：不少人認為行賄是社會不公造成的，你怎么看？

　　李少平：認為行賄出于無奈，這是一種不良的社會風氣，也是人們對行賄者表現(xiàn)出同情、寬容的原因。

　　很多人認為，行賄者屬于社會弱勢群體，受賄方手握國家權力，屬于強勢者，行賄人是迫不得已而行賄。有人甚至認為行賄是“潛規(guī)則”。

　　這樣不良的社會風氣，讓行賄者風險小、利潤大，讓原本清白的人也踏入行賄者行列，卻沒有認識到這也是一種犯罪行為。

　　《法制晚報》：行賄者多為企業(yè)負責人，處罰他們時會有顧慮嗎？

　　李少平：很多行賄人都是當?shù)赜猩鐣绊懥Φ钠髽I(yè)負責人，一旦對其依法處罰，必然影響當?shù)亟洕l(fā)展、稅收收入及人員就業(yè)。因此，一些地方常常只要求這些行賄人交代情況，不予追究刑事責任，或減輕處罰、適用緩刑或免予刑事處罰。

　　有的案件牽涉同地區(qū)的多名干部，出于全局考慮，黨委、政府往往會采取“給政策、給出路”的做法，甚至“法外施恩”。

　　現(xiàn)實中行賄者多逍遙法外

　　《法制晚報》：從案件審判結果來看，對行賄者的處罰情況如何？

　　李少平：長期以來，司法機關一直存在“重受賄輕行賄”的思想。

　　1999年“兩高”就下發(fā)了《關于在辦理受賄犯罪大要案的同時嚴肅查處嚴重行賄犯罪的通知》，要求各地司法機關堅決打擊嚴重行賄犯罪分子，但實際執(zhí)行效果并不理想。

　　現(xiàn)實中，一再出現(xiàn)受賄者因貪入獄，數(shù)額特別巨大者甚至被判處死刑，而行賄人卻逍遙法外的情況。

　　一個受賄案件對應的行賄人少則幾人，多則數(shù)百人。例如，沈陽“慕馬系列受賄案”中，向沈陽市原市委書記慕綏新行賄者多達56人(含單位)，向沈陽市原常務副市長馬向東行賄者多達75人(含單位)。

　　雖然行賄犯罪的法定刑低于受賄犯罪，但最高法的相關數(shù)據(j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賄犯罪量刑偏輕的事實。

　　賄賂是一條因果鏈條，行賄是“因”，是腐敗源頭。指望受賄一方通過拒賄來遏制賄賂犯罪的發(fā)生，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遏制賄賂犯罪必須從懲治行賄犯罪入手，在立法、執(zhí)法領域堅持“懲辦行賄與懲辦受賄并重”的刑事政策，堅決杜絕對行賄犯罪“法外施恩”。

　　從寬處理是為獲取破案口供

　　《法制晚報》：司法機關對于行賄犯罪的態(tài)度怎樣？

　　李少平：目前的賄賂犯罪越來越智能化、隱蔽化，犯罪分子的反偵查能力不斷增強。相對而言，檢察機關、紀檢監(jiān)察機關辦案多依靠行賄人的口供。為讓行賄人開口，辦案人員通常會向其宣示從寬政策。

　　一些數(shù)額巨大的賄賂犯罪案件，行賄人的供述常被辦案機關視為從輕處罰甚至立功的情節(jié)，導致行賄分子在被起訴前已被取保候審。在此前提下，法院審判人員對其往往也會傾向于從寬處理。

　　《法制晚報》：如何擺脫調查人員對行賄人口供的依賴？

　　李少平：要提升賄賂犯罪的偵查水平，不斷拓寬技術偵查手段在偵破賄賂犯罪案件中的運用范圍，充分利用互聯(lián)網技術，通過手機短信、網絡監(jiān)控、微信、微視等渠道發(fā)現(xiàn)線索和證據(jù)。

　　同時，應賦予司法機關更多的辦案手段，讓偵查人員能依托現(xiàn)代信息科技手段偵查賄賂案。比如在偵查過程中可以運用單位代碼、人口、車輛、民族、金融、房地產、水電煤氣等各類信息查詢平臺以及話單分析、數(shù)據(jù)恢復、心理測試等偵查技術，不斷提高偵查能力。

　　《法制晚報》：對行賄犯罪打擊不力與現(xiàn)行立法是否有關？

　　李少平：首先，刑法中規(guī)定的行賄犯罪的五個具體罪名，其構成要件在犯罪主觀方面均要求“為謀取不正當利益”或者“為謀取不正當商業(yè)利益”。一些行賄人為了規(guī)避法律，巧立名目、尋找借口，變不正當利益為“正當”利益，使大量行賄行為得不到應有查處。

　　其次，刑法對行賄犯罪設置了遠低于受賄犯罪的法定刑。如果將二者配置的法定刑罰量相比較，前者不到后者的50%。比如，甲向國家工作人員乙行賄15萬元，乙收受了，甲可能受到的懲罰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乙可能受到的懲罰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刑法還對行賄犯罪設置了從寬處罰條款，即檢察機關對行賄人的刑事立案前，行賄人“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行賄人雖未投案自首，卻享受到比投案自首更大的寬宥空間。

　　《法制晚報》：您認為下一步從立法上應如何“破冰”？

　　李少平：首先要修正行賄犯罪的刑法規(guī)定，刪除“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要件。行賄行為，無論其目的正當與否，都侵害了國家工作人員或者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都具有社會危害性。

　　我國已加入《聯(lián)合國反腐敗公約》，該公約對賄賂本國公職人員并未要求“謀取不正當利益”。部分國家刑法甚至把行賄行為規(guī)定為一項加重處罰的情節(jié)。

　　其次，應擴充行賄犯罪的行為方式，增加“許諾給予”和“約定給予”作為行賄犯罪的具體行為。

　　還應增設罰金刑，行賄犯罪屬于貪利型犯罪，但我國刑法對行賄罪未設置罰金刑，缺少經濟制裁手段；還有必要增設資格刑，以剝奪行賄人通過行賄犯罪所取得的利益和再次犯罪的可能。（汪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