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指出的是，無論是亞投行還是“一帶一路”戰略，都和意識形態無關， 而是關乎市場合作、資本互助和產能共享。這就最大限度地排除了政治的干擾和意識形態的窠臼。

　　中國迎來博鰲時間。一年一度論壇年會，今年變得不同尋常。

　　正如年會主題所謂，亞洲新未來：邁向命名共同體。而《人民日報》微博則如此概括：77場正式討論，將圍繞食品安全、霧霾治理、人工智能、一帶一路、區域合作等議題展開。普惠金融、政商關系新生態、自貿區、市政債、影子銀行、亞投行……這些概念，你都熟知嗎？

　　有些議題世界并不陌生，譬如食品安全、霧霾治理、人工智能和區域合作等。但是有些概念，如是炙手可熱的新名詞，而且和亞洲乃至世界的未來密切相關。更重要的是，這種“相關”不由西方社會主導，而是由中國充當主角，譬如亞投行和“一帶一路”。

　　更要者，亞投行和“一帶一路”的提出者或者說設計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與會論壇，發表重要講話，這就更顯這次年會的不同尋常。

　　亞投行，近期在全球引發的博弈效應不必說了。從美日反對到歐洲國家不聽美國“勸告”加入，到最后反對這個亞洲基礎設施開發機構的美國和日本也被迫松口。亞投行對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吸引力，對美國形成了倒逼效應。戰后經濟秩序的鐵幕，在后危機時代終于拉開了一條縫，包括美國在內的老秩序的締造者和維護者，也不得不接受以中國為主的新興市場參與全球秩序共建的努力。

　　本次博鰲論壇，亞投行會是習主席向與會嘉賓探討的重要內容之一。有一點是肯定的，這個有中國倡導的亞洲基礎設施開發機構，并非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傳統機構的顛覆者，而是適應時代變化的合作者和互補者。老的全球秩序和金融機構，有其固有的優勢，也存在開放程度不夠和不能滿足新興市場需求的缺陷。而且，從以往的實踐看，這些機構在幫助成員國的同時，往往附件太多政治條件，而容易導致意識形態方面的沖突。還有就是，這些機構對新興市場的權利訴求反應不及時，也未及時做好投票權“加減法”改革。

　　亞投行則是開放的開發機構，從英國的加入到其他西方國家的跟進，也折射了亞投行從“創始”階段就兼收并畜的組織特點。當然，由于認購金額有一定的量化比例，中國作為倡導者和持股最多者的地位也是正常的。這一機構更多西方國家的加入，其實也有助于促使亞投行在治理結構上的科學性。因而，亞投行也注定不是一個區域性的國際金融開發機構，而是世界性的。

　　世界性的亞投行，將落戶北京，這本身就是國際金融秩序的大變局。習近平主席在博鰲論壇的年會上，就國際社會關心的亞投行問題釋疑解惑，也就符合邏輯了。若從更為長遠的前景看，亞投行不過是這個時代中國節奏的一個節拍，未來中國還可以帶給全球更為和諧的全球合作協奏曲。

　　“一帶一路”戰略即是。從路上到海上，兩條“絲綢之路”的現代中國版啟動，絕非歷史的再現，而是有著更為鮮活的時代內容。后危機時代，包括發達經濟體在內的全球市場，面臨著新一輪的基礎設施建設訴求。而最為迫切的，則是亞洲國家---海上從東南亞到南亞次大陸；陸上從中亞到西亞...海上甚至東延至太平洋島國直至太平洋東岸的拉丁美洲；西延可達非洲腹地。中國富裕的資本和過剩的產能，和其他市場饑渴的資本和產能訴求形成了互補。在此情勢下，“一帶一路”可謂全球化時代最宏大的戰略規劃。以有余補不足，實現區域合作和市場共贏，這也契合了中國政治傳統的“四海之下皆兄弟”理念---和西方社會刻意強調的“文明沖突”有著天然之別。

　　必須指出的是，無論是亞投行還是“一帶一路”戰略，都和意識形態無關， 而是關乎市場合作、資本互助和產能共享。這就最大限度地排除了政治的干擾和意識形態的窠臼，讓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文明的國家能夠形成共有一個夢的命運共同體。習主席一直也在像世界推廣這個共同體，中國夢和世界夢息息相關。

　　看似很理想化，其實頗有現實主義特色。亞投行的聚集效應和“一帶一路”的感召力，凸顯了這一點。恰因為如此，2015年的博鰲論壇年會才讓世界充滿期待，讓人覺得不同尋常。（張敬偉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