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得把觀眾伺候好。”談到如何傳承人藝這塊“金字招牌”時，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副院長濮存昕操著一口地道的北京話說，“一定是座兒說了算”。

　　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小組會時，濮存昕說，“我只認一個理兒，本分和本事”。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參政議政是濮存昕的本分。三屆任期內，濮存昕曾得過全國政協優秀提案獎，今年他卻說“沒想寫提案”。“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個大課題。經濟增速降下來牽動著經濟發展、社會民生，以及中國與全世界的關系。這不是一個搞藝術的人能說透的。我們關心、思考，但說話要負責任。”說到這時，濮存昕頓了頓，又補了一句“一定要負責任”。

　　在濮存昕看來，“如今什么都有了，然而空氣霾了，水污染了，土壤有問題了，真心沒了，真情沒了，這些才是真正的國家大事。”

　　作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副院長，濮存昕更大的本分是傳承與創新，把北京人藝的旗幟“扛下去”。始建于1952年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以演出《蔡文姬》、《茶館》、《雷雨》等劇目聞名于世。那時候，郭沫若、老舍、曹禺是北京人藝的“鎮院三寶”。那時候，濮存昕的父輩蘇民、于是之、藍天野等一代戲骨還在臺上創造輝煌。那時候，“戲比天大”是被人藝人舉過頭頂的藝術宗旨。那時候，“北京人藝”四個字就是中國話劇的金字招牌。

　　但從上世紀90年代起，元老一代大多到了退休年紀，年輕一代又撐不起來，這個不是國家劇院的“國家劇院”出現了繼與承的斷檔。有媒體甚至打出標題，“北京人藝的旗幟能打多久？”

　　像所有上世紀五十年代生人一樣，濮存昕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即便在文藝界已有所成就，“沒有學歷”仍然是濮存昕心中的遺憾。他在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反復提及，“我是一個連高中、初中學歷都沒有的人。”

　　不過，成長在人藝大院給了濮存昕耳濡目染的機會。像上一代人藝的老戲骨那樣，他在舞臺上揮汗如雨，騎一輛二八自行車(因車輪直徑28英寸而得名的老式自行車)穿梭于報房胡同與美術館之間，接受記者采訪就席地坐在人藝樓前的高臺階上，逐漸成長為新一代的臺柱子，只是身上的牛仔褲透露了時代的影子。

　　“在40歲之前我闖得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可前輩的東西我見過，我珍惜，我在乎。所以在醒悟之后，趕緊去學那些技法，那些舞臺表達能力，和演員應該具備的特質。”濮存昕回憶道。

　　談到老一輩人藝人，濮存昕提到了兩年前過世的于是之。“老人家去世前憂心忡忡，他那時候沒座兒(沒觀眾)啊。而今我終于能告慰是之老師，現在有票房了。他們那么好的藝術家們碰到沒座兒，我們現在稍微演個劇就有座兒。可得伺候好觀眾。”

　　濮存昕透露，近些年，人藝的票房最高一年曾達到5700萬元(人民幣，下同)，平均也有3000萬元。可對于國有體制的北京人藝而言，難題仍然存在。

　　小組討論中，同為全國政協委員的宋丹丹接過濮存昕的話頭，“一場戲的演出費，何冰最高1500元，我和濮存昕1200元，一些新演員只有800元，這還是稅前。可演出那一晚上，在臺上扯著嗓子喊、‘打架’打一晚上，太累了。”這與他們出演電影、電視劇的價錢相差甚遠。

　　“給不起呀，真給不起。”濮存昕說，“人藝仍然是國有體制，一半行政人員，一半藝術人員，工資封頂，沒法給一線的人漲錢。但體制改革可不是賣所有權，把劇院叫公司就能解決的事。”

　　濮存昕說，無論有多難，人藝的本分是演好戲。如今，人藝恢復了30多臺保留劇目，能隨時翻新端上舞臺。同時，人藝也在創新，不僅大舞臺上《窩頭會館》、《喜劇的憂傷》等劇目一票難求，小劇場也發展得如火如荼。

　　已把當年的二八自行車換成山地自行車的濮存昕感概，“文化是反映當下生活的，可能在初始時幼稚、不完整，但是新鮮至極。我們既要繼承傳統，也要與未來做好銜接。不一定能干過老前輩，但至少不辱沒。”

　　今年將滿62歲的濮存昕，眼看也快到了退休年齡。談到下一代“人藝人”能否接過這塊“金字招牌”，濮存昕直言“很難”。所有的創新都應來源于繼承，在網絡時代，年輕人沒有根兒，上來就表達。但他仍然愿意為他們打好基礎，“瞪著眼睛去期盼”。

　　“我總是勸自己，不用擔心，總會有道兒的，就像水會自然流淌。擇善固守，以待來者。”他說。（記者 楊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