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到2013年4月1日，格列衛在中國的專利期已滿。據我所知，國內至少有兩家藥廠在生產它的仿制藥。但看看他們的藥價，居然仿制藥的價錢也在4000元左右。這說明什么？” 莊一強這樣向北京青年報記者詰問。

　　被稱為“抗癌藥代購第一人”的陸勇，1月29日走出看守所，終于被免于強制羈押。但由他代購的那盒黃色小藥片，卻在持續引發輿論的關注和討論。

　　進口“格列衛”國內一盒近2萬4，印度仿制藥只要200多元。作為有12年慢粒白血病史的患者，陸勇的代購行為，被病友視為一場英雄式的救贖。

　　即便是進口原研藥“格列衛”，資料顯示在香港的售價也只有18000元左右，日本是16000元一盒，美國大約是人民幣13600元，在韓國只需9700元。何以單單在中國內地的價格會高達近24000元？在整個采訪過程中，莊一強提到最多的一個詞是“制度成本”。

　　來自香港的莊一強博士擁有一大堆頭銜：中國醫院協會副秘書長、香港醫務行政學院理事、清華大學醫院管理研究院客座教授；其教育背景涉及內地、香港、美國、歐洲。

　　但在業界，讓他最出名的是“敢說”。

　　陸勇事件

　　印度近年獲批的仿制藥占到美國FDA批準的1/3。為保護本國患者充分享有仿制藥，印度和泰國都有從國家層面與國外藥企大公司交涉，而中國政府和國外藥企交涉“強仿”，至今尚未有先例。

　　北青報：您怎么看“陸勇事件”？

　　莊一強：“陸勇事件”所以引發關注，有幾個因素，一是海外代購成為可能，二是他被湖南沅江公安“盯上”了。我認為這件事沒有單一途徑的解決辦法。它更大的意義，是喚起了人們對海外代購抗癌藥潛藏問題的關注。

　　引出的一個新話題，是關于人的“生命健康權”。但在當下中國，它處于一個“三叉”路口的尷尬境地：這就是法律的尷尬、生命健康權的尷尬和社會倫理的尷尬。所謂法律的尷尬，就是只有在藥品監督局注冊，才是合法藥品，否則視作假藥。而作為人權的一部分，人生病應該有錢治，但現在很多患者面臨的是有病沒錢，生命健康權無法保障。而從社會倫理的角度，孟子說，人應有惻隱之心，社會對這些“無藥等死”的病人，冷眼旁觀顯然是不足取的。

　　北青報：您有內地本科、美國碩士、歐洲博士的醫學和管理學背景，同時又是香港醫務行政學院理事，就您的比較研究還有哪些國家面臨這種“兩難”選擇？

　　莊一強：在發達國家，比如經濟合作組織OECD國家，不存在這個問題。以美國為例，有錢人自己買保險解決；而弱勢人群，比如60歲以上的老人和領救濟金的窮人，政府為他們支起了“安全網”。因為這里涉及一個人權問題。但如印度、菲律賓這種欠發達國家，這個問題也都沒解決好。

　　中國比較特殊，它一方面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又屬于發展中國家，兩邊都沒有“靠上”。它要鼓勵仿制藥發展，等于忽視知識產權保護；而強調了知識產權，又沒有完善的社會機制保護弱勢患者。

　　北青報：有專家稱，作為專利藥品格列衛受到法律的嚴格保護。但由于格列衛是與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關的特效藥，所以國際專利法對其網開一面，允許在特殊情況下實行專利強制許可。

　　莊一強：其實，強制許可制度實施是需要“前提要件”的，不是誰想仿制就可隨意仿制。

　　首先，“強仿”針對的藥必須具有疾病的外部性，即此病會影響傳播別人的傳染病，比如SARS。其次，它只針對極度貧困的國家。當年針對非洲民眾的“河盲”癥，美國“默沙東”藥就可直接被“強仿”；到了最后，“默沙東”藥廠干脆直接免費贈送，此事還被哈佛大學商學院編入企業社會責任案例。

　　在陸勇案中，不具備上述兩個情形：既不是傳染病類，中國又不屬于赤貧國家，不會給予非洲待遇。

　　北青報：統計顯示，近年印度獲批的仿制藥申請，約占美國食藥監局(FDA)批準的1/3，暫時性批準約占近40%。印度和泰國都有從國家層面與國外藥企大公司交涉，以保護本國患者充分享有仿制藥，而我國政府基本對此少有動作。我國在此領域的相關數字是多少？

　　莊一強：中國政府從國家層面確實鮮有和國外藥企交涉“強仿”，據我所知至今尚未有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