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8崗橫跨兩省5地 “曲線提拔”緣何一路“綠燈”?--揭開干部檔案造假背后的貓膩
8年時間,8個崗位,橫跨兩省5地,且多個崗位任職不滿一年,一名副科級鄉鎮干部就變身為正處級團市委書記,還戴上了省政協委員的光環。
因涉嫌違紀,江西省政協日前作出決定,撤銷原鷹潭團市委書記徐楷江西省政協委員資格。經調查核實,徐楷涉嫌年齡造假、入團志愿書造假、違規任用等問題。
“仕途”開始就違規 通過入團志愿書將虛假年齡“合法化”
2013年9月,中央第八巡視組反饋意見指出,徐楷涉嫌“造假騙官”。江西省成立專項工作小組調查發現,徐楷涉嫌年齡造假、入團志愿書造假、違規任用等問題基本屬實。
據組織部門的一份材料顯示,2005年6月,徐楷從南昌大學法學院研究生畢業,隨后被江西省委組織部錄用為選調生,安排到江西景德鎮市浮梁縣洪源鎮擔任副鎮長、黨委委員,取得公務員身份。
徐楷的“仕途”從一開始就存在明顯的晉升年限違規問題。根據2000年《中共江西省委組織部關于選調應屆優秀大學畢業生到基層培養鍛煉的通知》,“選調生在基層工作鍛煉滿兩年后,按照干部隊伍‘四化’方針和德才兼備的原則,根據本人條件和工作需要,擇優選拔任用”,然而,徐楷僅1年3個月后,就從副科級提升為主任科員。
2008年底徐楷任景德鎮人事局職稱科科長。2009年1月,又通過公推競選擔任安徽省合肥市團市委副書記。江西省一名熟知組工工作的人士說,通過檔案造假,徐楷獲得2008年安徽合肥面向全國公選團市委書記的參選資格。
根據合肥市當時的公示,公推競選對象須為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徐楷的年齡存在1978年和1980年兩個版本。徐楷在南昌大學就讀碩士期間刊發的一篇論文顯示,徐楷出生于1978年11月。然而,此后他發表的數篇論文又顯示為1980年出生。
“提供一份虛假入團志愿書,再通過組織認定,就等于把虛假的年齡‘合法化’了。”這名熟知組工工作的人士告訴記者,入團志愿書造假和年齡造假兩者之間存在一定關聯。干部年齡的認定,一般以檔案中最早的一份材料記載為基準點。而入團志愿書是檔案中比較早的材料,是認定干部年齡、工齡、黨齡的重要依據。
不到兩年后,徐楷又從安徽調回江西鷹潭市任市委辦公室副主任,同時掛職擔任貴溪市委副書記。2012年11月,調任共青團鷹潭市委黨組書記,當年12月當選為鷹潭團市委書記。“如此跨省、多崗位頻繁調動,僅從理論上可以做到,普通干部在實際中難以實現。”知情人士說。
江西省專項工作小組的調查發現,徐楷還存在被違規錄用為公務員、仿造檔案、對抗組織調查等嚴重違紀問題,調查組將進一步核實,并根據調查核實情況提出處理意見和建議。
造假三大貓膩:提拔前后是高峰,調動工作是良機,組織認定合法化
徐楷檔案造假事件并非個案。據中央巡視組通報,去年以來,已公開通報的31個被巡視省區市中,有11個存在干部檔案造假問題。針對這一現象,一些地方開始探索防治干部檔案造假的“藥方”。今年9月起,江西南昌在全市開展為期4個月的假履歷、假檔案專項整治行動,目前正處于全面排查階段。
南昌等地一些組工干部分析認為,檔案造假現象主要存在三大貓膩:
——一是造假目的就是為“升官”,時間多集中在干部選拔任用前后。
檔案中最為關鍵的年齡、基層工作經歷等造假,主要集中在干部選拔任用前后。早在2005年,南昌市委組織部就曾一次性審核發現干部檔案工齡、年齡、黨齡“三齡”前后記載不一致問題437例,其中涉及到在職縣處級干部319名。
“造假的主要目的在于‘升官’,正如坊間戲言,‘干部職務越升越高,年齡越來越小’。”南昌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楊曉波從事組織工作已20年,他告訴記者,南昌市委組織部曾發現,一名擬提拔的科級干部年齡造假存在明顯的邏輯錯誤。“按檔案上的年齡推斷,他兩歲就已經讀小學一年級了。”楊曉波說。
——二是造假環節集中,常借工作調動之機“瞞天過海”。
一些基層組工干部告訴記者,由于檔案管理制度嚴格,平時難以尋覓造假“良機”,所以,干部檔案造假最常用的伎倆就是抓住工作調動之機,利用調出單位與調入單位之間的銜接漏洞,實施造假。
“反正你要調走了,也不影響本單位利益,而調入單位審核時也只是‘走走過場’。”一名基層組工干部告訴記者,一般造假者都會在原單位“做齊”所需檔案資料,再趁工作調任時,實現公務員身份轉變或職務提升。
——三是造假暗藏“玄機”,“權力干預”背后實為領導授意。
根據檔案管理相關規定,檔案在檔案室由專人管理,借閱、使用須遵循嚴格的檔案管理制度。據透露,干部檔案造假的首要前提是能接觸到檔案,有的是造假者通過收買檔案管理者造假,但更多的則是組織人事部門按照上級領導授意而為之。
“檔案必須符合前后邏輯。因此,并不是簡單的某一環節的造假,而是一個系統工程。只要是其工作過的單位和環節,都必須全部打通。”楊曉波告訴記者,在這一過程中,造假者需要在檔案中加塞或撤銷某些材料,最嚴重的則是偽造相關證明材料,把虛假的年齡、工作經歷等通過組織認定合法化。
通過信息化管理減少人為干預,加強“異常提拔”監管力度
專家指出,突破誠信底線進行檔案造假,謀取的盡管是一己私利,損害的卻是干部選拔任用的公平、公正,危害不容小覷。
“通過利益輸送或權力干預進行干部檔案造假,事實上也是變相的腐敗。”江西省社聯副主席吳永明認為,干部檔案造假意味著對組織失信,必須標本兼治,才能公平正義、取信于民。
吳永明建議,在信息化時代,干部檔案管理制度建設要跟上信息化步伐,探索實施數據化管理,減少檔案管理過程中人為接觸原始紙質檔案的環節和可能。進一步公開信息,把干部檔案、履歷“曬”在陽光下,接受公眾監督,讓造假者的貓膩無處可藏。與此同時,加大懲處力度,讓檔案造假者付出沉重代價。
“干部檔案管理還應建立完善的追責機制,如出現檔案涂改造假,首先要追究檔案管理者以及授意或參與篡改、造假的相關人員的責任。”楊曉波告訴記者,我國干部管理制度已經運行多年,制度建設非常嚴密,之所以出現檔案造假情況,問題主要在檔案管理過程中,相關人員并未嚴格按照規章制度管理、使用檔案。
“對于熱衷‘造假騙官’者來說,崗位并非為人民服務的平臺,而是進一步升遷的‘跳板’,其提拔速度越快,越是黨和人民之禍。”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院長肖濱認為,要從源頭上遏制干部檔案造假現象,還需進一步改進干部選拔任用機制,提高決策透明度,嚴格執行公示制度,對“異常提拔”的干部要重點監控,避免關起門來選人、用人,為暗箱操作提供可乘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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