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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改革初期的難度更多地集中在人們的思想認識上，重點是突破思想上的束縛，那么中國改革新出發的難度，則更多地集中在利益調整上面。
□利益調整這個關口，無論怎樣艱險也必須得過，否則，改革就會失去群眾支持，改革的意義就會打折扣，改革本身也會停滯下來。
□只有突破這道難關，才能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這樣，中國改革新出發所激蕩起來的人民群眾的創造活力，就更加可觀了。
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標志著中國改革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邁開了新出發的大步子，表明更加科學地領導和推進改革，已成為我們黨進行國家治理的常態化工作，成為續寫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篇大文章的重要段落。把這輪改革新出發放到中國改革歷史進程這個大背景上來分析，可以看出其新之所在的三個特點。
中國改革是分階段展開的過程。這輪改革新出發的突出標志是提出并明確了改革開放的總目標
由于中國改革是一個長時期的歷史進程，其向前推進的鮮明特點必然是以問題為導向，分階段深化。在30多年的改革進程中，我們黨始終強調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這大體屬于對改革總目標的一種表述。黨的十八大后的改革新出發，一個突出的標志，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改革“總目標”這個概念，并且規定了它的具體內涵，這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還要求在2020年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貢獻，更是改革新出發的突出亮點。即將召開的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要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自然會涉及更廣泛也更具體的制度和體制問題，可以期待，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改革的總目標，將呈現出更加清晰的路線圖。
改革新出發為什么要提出并且能夠提出這個總目標？為什么明確要求在2020年取得改革的決定性成果？從背景上看，起碼有三個方面的考慮。一是鄧小平很強調把有成效的改革措施轉化為制度，并在1992年表示，我們再過30年也就是說到了2020年前后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可見，制度的完善、成熟和定型，一開始就包含在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構想和探索之中。二是經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實踐探索，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經濟體制改革只是中國改革的一個重點領域，不是中國改革的全部，沒有其他方面成熟體制的支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很難單獨完善起來，同樣，也只有把經濟體制改革和其他領域的改革放在一個大盤子里來統籌設計，整體推進，全面改革才能深化下去。三是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要在建黨100周年即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成的指標，不只是經濟上的，還包括政治、文化、社會各方面的要求，沒有各方面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體系和制度執行能力，全面小康社會很難說是完備的和令人滿意的。
總的來說，中國改革在每個階段，都是從需要解決的最突出的問題下手，設立具體目標，明確重點任務。這種循序漸進的改革進程，是一個真正愿意改革，有能力領導改革，并且是為國家發展穩定高度負責來推進改革的政黨，所必然選擇的改革前進方式。這樣的歷史進程，也同中國改革的國情背景密切相關。如果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在創造著當代中國的歷史，那么，它不是隨心所欲地在創造，而是在它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歷史條件下來創造的。提出并明確改革的總目標，所依據的是中國的國情和自己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和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正確理解這個總目標，最關鍵的是要把握好、處理好“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兩句話的關系。前一句講改革總目標的根本性質和方向，揭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有原則有前提的，絕不能把現代化理解為西方化；后一句講改革總目標的實現形式和基本途徑，說明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是一句空話，而是有具體要求和具體落點的。如果把這兩句話割裂開來，總目標就不是完整和全面的了。處理好了二者的關系，改革新出發就會扎實前進，避免出現大的偏差和大的折騰。
中國改革是不斷總結經驗的過程。這輪改革新出發體現了我們黨對改革開放前進規律的認識和運用，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中國改革采用分階段的前進方式，是因為它在整體上是一次前無古人的探索，沒有可供查詢的手冊，沒有可為依據的先例。改革的內容很多，不可能一蹴而就，眉毛胡子一把抓往往成不了事，不能不分輕重緩急。對改什么，怎么改，在什么時候改才能改出好的面貌，必然要有一個積累經驗和積累共識的過程。事實上，我們從30多年來的中國改革進程中，不難發現，有的改革舉措實施后總要沉淀一段時間，才能看出它的實際效果；有的改革舉措在實施的時候是必要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效用的邊界局限就出來了，因此要完善它；有的是這個領域的事情解決了，那個領域的問題又冒出來了；有的是老問題解決了又出現新問題；凡此等等，不一而足，總的來說很復雜。所以中國改革有一個方法論，叫“摸著石頭過河”，什么意思呢？可以用鄧小平講的四句話來解釋：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不足的要加把勁，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這四句話講的就是怎樣總結經驗。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正是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要求新一輪改革既要全面，又要深化，并且內容具體，針對性強，體現和落實了鄧小平這四句話的精神，表明我們黨對改革前進規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舉一個例子。我們在上個世紀90年代曾經認為，只要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發展，做大蛋糕，許多社會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和經濟的高速發展，社會問題更加頻繁地冒了出來，諸如老百姓最關心的住房、醫療、教育、拆遷問題，還有政府審批制度的問題，基層民主選舉中出現的問題，等等。這表明我們在缺少經驗的情況下，曾經更多地關注市場經濟的優點，還不可能很清楚地體會到它的弊端。新問題新情況的出現，要求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同時，必須全面深化改革。要實現改革的總目標，零打碎敲調整不行，碎片化修補也不行，在頂層設計上，要有一個全面的配套的改革方案，如果只是在某一個領域、某一個方面單向突進，很難獲得良好效果。
從這個角度來看這輪改革新出發，不難發現它有這樣幾個鮮明特點。一是頂層設計方案全面而配套。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國防軍隊、黨的建設各個方面，共有60項改革任務，而且諸多改革措施事實上是同如何發展、如何穩定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二是推進和領導改革注重協調統籌。比如從中央到省區市，都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對全面深化改革進行協調和統籌，而不是靠一個或幾個部門在那里力不從心地摸索和推動。三是在方法論上，特別強調“摸著石頭過河”主要是摸規律，并且要同頂層設計結合起來。前不久制定的2014年到2020年改革舉措的實施規劃，等于是在頂層設計方面有了可以操作的路線圖和時間表。這些，都表明我們黨對改革規律的認識大大深化了，推進和領導改革的自信和能力大大增強了。唯其如此，改革新出發啟動時間雖然不長，卻已經出臺了不少力度很大的舉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在8個月的時間里，就召開了四次會議，先后審議或通過了文化、司法、財稅、戶籍、央企高管薪酬、考試招生、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等方面的體制和制度改革方案。在改革的重心，即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方面，國務院即已取消下放行政審批等事項632項，新設的自貿區對企業還實行負面清單管理方式。在社會領域，戶籍制度改革開始打破實行了半個多世紀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涉及到幾億人的利益。在行政管理上，實行公車改革。在黨的建設方面，加大自我凈化的力度，加大執行中央巡視制度的力度，并在黨的建設制度的改革上有了新的構想。凡此等等，不一而足，體現了這輪改革新出發既全面又深化的特點，彰顯了中國改革壯士斷腕的決心和力度，說明中國共產黨通過總結經驗，提高了運用改革規律來領導和推進改革實踐的能力水平。
中國改革是先易后難進行利益調整的過程。這輪改革新出發要突破的難關也是改革的重點，是協調利益分化，破除利益固化，讓社會變得更加公平正義
中國改革的歷史進程，是一個先易后難，越來越明顯地成為調整社會利益格局的過程。我們把改革新出發形象比喻為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意思是這輪改革遇到的難度和復雜程度是此前沒有遇到過的。所謂“攻堅”，是從難易角度講，好改的、見效快的、利益增量式的和普遍受惠的改革，絕大多數都進行了，剩下的大多是難啃的“硬骨頭”，涉及體制機制上的頑瘴痼疾。所謂“深水”，是從復雜性上講，需要改革的內容不少涉及深層次的社會矛盾，根本上涉及到對社會群體利益格局進行協調，對業已形成的利益藩籬予以破除。改革新出發，凝聚共識的難度之大，可以想見。
如果說改革初期的難度更多地集中在人們的思想認識上，重點是突破思想上的束縛，那么中國改革新出發的難度，則更多地集中在利益調整上面。利益調整為什么是件難事？西方有一句格言說得好：“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會遭到反駁的。”而當今中國社會，事實上出現了利益分化和利益固化的情況。所謂利益分化，是指社會群層多樣化了，每個群層都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即使是同一個群層，不同利益群體的訴求也并不完全相同。所謂利益固化，則是指一些群體獲得和維護他們的利益的方式渠道，已經形成相應機制，甚至出現利益群層相對固化的現象。改革初期那種皆大歡喜的普惠式改革，空間已經越來越小了，深化改革必然觸動某些部門、某些地方、某些人群的既得利益，甚至觸動他們的靈魂。制定和實施一些改革措施，也常常面臨兩難甚至多難境地。
但是，利益調整這個關口，無論怎樣艱險也必須得過，否則，改革就會失去群眾支持，改革的意義就會打折扣，改革本身也會停滯下來。對這種情況，事實上鄧小平早在1993年就預見到了。他說，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十二億人口怎樣共同富裕，財富怎樣分配，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我們要利用各種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改革新出發，明確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作為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提出要“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籬”，就是為了解決鄧小平此前預見到的利益分配和調整這個難題。妥善協調社會各方面的利益，讓社會變得更加公平正義，是中國改革新出發的根本目的之一。具體說來，就是要逐步解決在發展、收入分配、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住房等方面存在的權利、機會和規則不公平、不正義的問題。只有突破這道難關，才能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使每個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機會。那時候，中國改革新出發所激蕩起來的人民群眾的創造活力，就更加可觀了；人民群眾的人生出彩的機會，就更多了。中國改革新出發也就在這種情況下，同人民群眾實現中國夢的追求，更加緊密地銜接在了一起。
（陳晉 作者為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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