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宏觀調控方式在面對新問題、新矛盾的時候，可能會出現“調不動、調不轉、調不靈”的情況。
新一屆政府首份政府工作報告出爐，看似波瀾不驚，但報告中一些措辭的改變和新提法，卻有著不同的深意，這也預示著新一屆政府正在不斷突破思維定式，突破政策剛性，以創新宏觀調控和改革不斷化解風險的新思路。
“治大國如烹小鮮”，這對于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中國經濟尤為如此，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宏觀政策主要基調是托底和保穩，以避免各類風險疊加所導致的經濟快速“下臺階”。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內外局勢錯綜復雜遠超想象，正處于“往上走還是往下走的重要關口”，經濟增長正經歷不同平臺之間的轉換。而地方融資平臺償債缺口、過剩產能、房地產泡沫、影子銀行等幾大風險相互聯系，互為傳導，只要某一環出現“風吹草動”，就很可能觸發系統性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傳統宏觀調控方式在面對新問題、新矛盾的時候，可能會出現“調不動、調不轉、調不靈”的情況。
中國經濟面臨大大小小的風險確實不少，可以把風險分為三類：一類是不改革的風險，一類是必須承擔的風險，還有一類就是改革不當的風險。特別是對于第三類而言，更需要不斷地對改革進行反思和調試，對既有改革的路徑、手段和目標進行重新地審視，如何才能降低改革的負向沖擊。
中國經濟既需要擺脫舊引擎，更需要擺脫舊的宏觀調控的思維定式，特別是對待地方債、影子銀行、產能過剩以及流動性風險等難題更要辨證施治，分類處置，差別化調控，避免“一刀切”和“大一統”的政策傾向，要在擠泡沫、去杠桿與維護金融穩定之間取得政策平衡，化解風險需要改革新舉措。
比如，當前在解決地方債務問題時，我們的思路是過度盯住負債端，但如果我們以一個新的角度去思考，也許地方債務難題并不難解決，其主要解決的邏輯就是將債務與資產進行置換。第一種思路是可以考慮將部分城投債轉為市政收益債，將公用事業類的城投債定位為市政收益債，并在地方政府預算中設立特別賬戶，進而從根本上降低政府融資對社會融資，特別是實體部門融資需求的擠出。第二種思路是可以建立基礎設施產權交易市場，完善地方政府投資項目的退出機制，通過資產證券化等金融運作手段為新項目籌集資金。第三種思路是以股權融資替代債務融資。比如降低政府部門的杠桿率，可以將政府的經營性資產通過市場轉讓，轉讓收入用于償還到期債務，將債權轉換為資本收益。
再比如，中國影子銀行問題的確隱患重重，但也不能“簡單粗暴”、“一壓了之”。一定程度而言，中國式影子銀行體系承擔了提供直接融資、服務實體經濟融資需求的功能，是對傳統銀行信用擴張渠道的變相替代或補充，這明顯不同于歐美等國通過金融衍生產品無限放大杠桿的影子銀行體系。監管當局應該基于“有益于完善融資體系、服務于實體經濟”的原則，有區別地采取以鼓勵和引導為主、適度監管和規制式監管三種不同模式，實施分類化和差異化管理。（張茉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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