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崛起是一個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的模式嗎？”“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中國的阿喀琉斯之踵嗎？”“面對多樣化的經濟與日趨壯大的社會，中國的一黨執政能夠應對嗎？”
一提到中國，這些都是西方人經常提到的問題，但這些問題背后的基本假設可能是錯誤的。如果換一個角度，即從中國人自己的角度來看事情，則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中國政治制度是一個關鍵原因。這個制度一直在不斷地進行微調，以適應各種新的挑戰。下面是中國政治制度值得特別關注的五個方面：
第一，一黨執政。其實，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這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的兩千余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實行的大都是某種形式的“一黨執政”，或者更加確切地說，一個統一的、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儒家精英集團在執政。這個集團宣稱（或確實）代表了天下大多數百姓的利益。相比同時期的歐洲，“一黨執政”下古代中國在大多數時期都比同時期的歐洲治理得更好，經濟也更加繁榮。后來閉關鎖國的政策使中國與18世紀的工業革命擦肩而過，中國開始落后于歐洲。而今天，中國又在“一黨執政”下迅速地趕超西方。
中國共產黨還是繼承了中國古代的傳統，基本上建立了一個選賢任能的干部制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絕大多數常委至少擔任過兩任省委書記，也就是說在擔任中央要職之前，他們大都有管理至少1億人口的經驗。與古代的情況相似，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也表明自己代表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今天還肩負著讓中國重返世界頭等強國的歷史使命。過去十年中，許多獨立可信的民調，包括美國皮尤中心的民調和“亞洲動態”的民調，均顯示中國中央政府在民眾中享有極高威望，支持率超過75%。西方媒體總是宣稱中國政治體制處于崩潰的邊緣，這是嚴重脫離中國國情的誤判。
坦率地說，西方語境中的“政黨”概念，用在中國共產黨身上是不準確的，畢竟中國共產黨這個“黨”和美國民主黨、共和黨的“黨”有著完全不同的含義。西方的政黨公開代表社會中部分群體的利益，為了當權，政黨之間互相競爭。中國共產黨遵循著中國自己的政治傳統，力求代表整個國家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多數老百姓也接受這個事實。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共產黨應該被看做是一個“國家型政黨”，也就是代表一個國家整體利益的政黨。如果我們換一個虛擬的美國政治語境，那么中國共產黨至少等于共和黨與民主黨兩黨之和再加上其它政治力量，而中國共產黨內部在執政理念和工作能力方面都鼓勵良性競爭，同時又高度重視實干精神和共識精神。
中國不是一個正在等待顏色革命的放大版東德。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是世界上延續時間最長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的結合；它是一個由成百上千的國家在自己的歷史長河中不斷融合而形成的超大型國家。這更像歐洲的古羅馬帝國延續至今，在保持地區和文化巨大差異的同時，又有現代經濟和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全國上下使用統一的語言拉丁語。
這樣的國家，如果采用西方對抗性的政治制度，可能變得無法治理甚至走向分裂。蘇聯解體的悲劇對中國領導人可謂前車之鑒。今天的中國繼承了古代賢能政治的傳統，結合當代實際，廣泛采用了“選拔加選舉”的政治模式。這個制度雖然還可以進一步完善，但就現在這個水平，也可以和世界其他政治模式進行競爭。
第二，新型民主集中制。中國的成功離不開國家決策過程的大幅改進，這個制度安排可被稱為“新型民主集中制”。老式的蘇聯式的民主集中制內，“集中”過多，“民主”過少，結果帶來很大的問題。中國今天實行的已經是一種全面改良過的民主集中制。這個過程已經將決策的程序和責任制度化了。中國的重大決策，如五年計劃制定，基本上需要一年多的時間，在社會各個層面進行成千上萬次的磋商和咨詢，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幾上幾下，最后才形成共識，作出決定。
在中央政府做出重大決策的過程中，往往會向數以千計的智庫、政府機構、高校、學者、專業人員征詢意見，甚至會從微博等社交媒體的激烈討論中吸取有用的建議。最近通過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深化改革的決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由習近平親自擔任組長的三中全會文件起草小組在半年時間內，向全國上下一百多個機構征集了超過2500條建議，最終采納了近一半的意見。在決策過程中，七名常委分別前往中國各地進行調查研究、聽取各方意見，再經過慎重的討論，最后才出臺了這個決定。所以這種決定往往能夠反映中國社會業已存在的廣泛共識，這種共識涵蓋了醫療改革、計劃生育政策、推遲退休年齡、銀行系統改革、教育改革和廢止勞教制度等許多領域，而且許多政策已經在小范圍內進行過試驗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無疑，這樣的決策過程具有更大的合法性，所以中國很少需要像美國那樣，先在小圈子里做出決定，然后再依靠公關公司向公眾“出售”（sell to the public）政府的決定。只要中國中央政府遵循這樣的過程做出的決定，接下來基本上就是“學習”和“落實”或者是進一步的試點。
第三，預期創造和需求創造。從廣泛的咨詢和磋商，到媒體和網絡上對許多公眾關注議題的討論，到重大決策的制定和最后公布，這個過程在中國已經基本上定期化和制度化了，這個定期化和制度化的決策過程往往能使公眾產生對于發展的新預期，新預期又創造新的需求，而且往往是中、長期的需求。從普通股民到民營公司到國有企業，中國社會上上下下對五年計劃等決策都高度關注。在過去30多年里，中國國民生產總值能維持9%以上的高速年增長率，離不開這種經常性的預期創造和需求創造。
第四，發展管理（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中國確實形成了自己的發展模式，其重要的特點之一就是“發展管理”，這也許可以與西方發明的“公共管理”相對應。中國的國民經濟五年計劃和每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乃至地方政府出臺的許多發展規劃，都是中國“發展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最終中國的大學或許能夠開發出一整套“發展管理”的課程，就像今天大學開設的“公共管理”課程那樣。但中國的情況有其特殊性：中國今天的宏觀調控早已超出了凱恩斯經濟學的范疇，因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下，中國政府可以采用的手段遠遠超出了凱恩斯所講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中國還擁有其他許多國家不具備的一些“工具”，如國家掌握的土地資源和戰略資源、一大批表現不俗的大型國企等。它們給中國政府更大的宏觀調控能力。
第五，“民意”和“民心”。上述四點的背后，蘊含著中國人自己的政治哲學理念，尤其是兩個有一定差異的觀念：“民意”和“民心”。“民意”一般指公眾輿論；“民心”則是指宏觀意義上的“人心向背”。中國哲學家孟子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得其心，斯得民矣”這個概念。中國人講“民意如流水，民心大如天”，也就是說“民意”很重要，但“民心”更重要。“民意”有時候可以反映“民心”，有時候不能反映“民心”。在微博時代，“民意”甚至可能在一個小時內就發生變化，但“民心”一定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東西，用現代政治學的話語，“民心”反映的應該是一個民族整體和長遠的利益。所以一流的治國應該是“民心治國”，而非簡單的“民意治國”。在過去三十多年里，即使經常受到民粹主義的壓力，但中國執政者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是可以實行“民心治國”。這使中國得以進行中、長期的規劃，甚至為下一代的發展進行規劃，從而避免像許多西方國家那樣，最多只能規劃一百天或者只能規劃到下一次選戰。
中國還面臨著許多嚴峻的挑戰，如腐敗問題、地區差異、環境惡化等。但中國目前還是處在自己近代史上最好的時期。今天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改革的試驗室。中國有一個適應性很強的政治體制。我們有理由相信，十年內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這將對中國和整個世界都產生全面而深遠的影響。
（作者：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 張維為 本文根據張維為教授2013年11月3日在“21世紀理事會北京會議”上的發言整理而成，英文版發表于2014年2月26日美國《赫芬頓郵報》。觀察者網獨家發表中文版，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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