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中央的一系列禁令，讓公務員今年的年過得“有點緊”。給公務員發獎金、公務員之間拜年、送禮，這些往年司空見慣的行為，而今有了更豐富的解讀。
盡管如此，一些規則并未完全顛覆。春節前后，許多公務人員仍需在“圈子”內往來周旋。而縮短的假期、縮水的收入，以及不斷緊箍的工作壓力，讓一些人不得不在復雜情緒中，重新定位和適應“公務員”這個老而彌新的角色。
少了聚餐，沒了紅包。沒領一分獎金的郴州市文廣新局副處級干部何燕平感嘆“過了個革命年”。
相比之下，汝城縣集益鄉鄉長黃曉文的年也沒怎么過，春節期間他和黨委書記一直輪流到鄉村值班，“這段時間，我想拜年都沒時間。”
盡管在湘南某縣一名副局長肖強(化名)看來，年前的禁令讓公務員之間送禮、拜年的行為少了很多，但仍難避免一些單位之間相互“拜早年”的傳統，拜年就是要求給“關照”，一般是“送個信封，里面塞進去2000元或者4000元錢”，但也有人不愿接，也有的領導他們不敢去送。
34歲的張薇則并不愁自己的工作，她是湖南某縣的一名副處級領導干部，這樣的女強人形象讓一些愛慕者望而卻步，“當領導有什么好？這樣的女人怎么管呀。”她在愁嫁。
許多基層干部，這個年，過得并不輕松。
有單位偷發萬把塊年終獎，有公務員空手而歸
臘月二十八，春節氣氛漸濃。郴州資興市湯溪鎮政府的干部職工還沒領到績效考核獎。往年這個時候，大伙都放假回家了。今年必須堅守到大年三十。
放假前，該鎮人大主席鐘陽軍終于收到手機短信提示：工資卡打入了績效考核獎4000元——與去年相比少了3000多元。“以前還有家屬慰問金、上班‘開門紅’，現在全沒了。”鐘陽軍說，作為一名有17年工齡的正科干部，他目前每月的工資僅為2810元。
“與以前相比，今年發的錢差不多少了一半。”郴州汝城縣集益鄉鄉長黃曉文說，往年各鄉鎮的干部職工一般可拿到八千至一萬元的年終績效獎勵和補貼。
郴州永興縣一名科級干部透露，該縣規定年終獎不得超過2600元。“我們單位對外稱是發了2400元，實際上也偷偷發了萬把塊錢。”這名干部訴苦道，現在物價上漲，但每月工資只有兩千多元，“過個年也不能太寒酸吧，要不哪個有心思做事？”
實際上，“空手”回家過年的干部也不少。沒領一分獎金的郴州市文廣新局副處級干部何燕平感嘆“過了個革命年”，“一是單位窮，二是上面要求勤儉節約。”何燕平還介紹，往年回老家過年有公車送，今年則只能搭熟人的便車，“萬一被攝像頭拍到公車私用，麻煩就大了。”
年前的中央禁令，令不少公務員埋怨“干部難當”。“早知這樣，還不如當年下海了。”汝城縣商務局副局長夏暉嘆道，“現在年紀不上不下，只能端著這碗飯老老實實做事。”
一名在基層干了20多年的鄉干部建議，控制公務員收入不宜“一刀切”，“對于手中有權的領導干部，加強監督很重要。但對于我們一線的普通干部職工，還是要有一定的收入保障。”
“書記、縣長說，現在抓作風，送禮是添麻煩”
以往，春節前后給領導拜年送禮，這是心照不宣的“習俗”。
肖強(化名)是湘南某縣一名副局長，調到縣城前曾任鄉鎮“一把手”。他參加工作之初，對給領導拜年送禮一事“嗤之以鼻”，但后來也慢慢“學會了”。“有時在領導家里碰到來送禮的熟人，大家打個招呼笑一笑，都習以為常了。”
“領導也許不在乎你的錢和禮品，但他在乎你是否尊重他，是否值得他信任。”肖強如此總結他的“經驗”。他說，今年春節前，他曾和單位主要負責人一起，到市局和省廳向一些“關照過”的部門負責人“拜早年”，“就是送個信封，里面塞進去2000元或者4000元。”肖強說，也有些人不愿接，“廳里的領導，我們就不敢去送。”
采訪中，肖強坦承，年前出臺各種禁令后，拜年送禮的單位和個人“少了很多”。
一名鎮長介紹，往年他曾和鎮黨委書記一起去給縣領導拜年，但今年取消了，“書記縣長在會上說了，現在抓作風，送禮是添麻煩，你把工作做好就是對他們最大的支持。”
該鎮長介紹，以前鎮政府來客，一般每人會發包“芙蓉王”香煙。去年下半年以來，這道程序減少了，只有“一些重要部門的人下來，或者來考核評比的，才發包煙意思一下。”
春節期間，對于大部分基層干部來說，給領導或同事拜年就是發條短信，以示尊重和祝福。但其中也有“學問”。“對于一般人，發個群發就算了。但對于重要的領導，你肯定得單獨寫、單獨發。”一基層干部介紹。他還向記者展示某處級領導回復的“新年快樂”四字，臉上頓時掛滿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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