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保障改善民生、推動發展轉型，國家轉移支付力度空前加大，一些地方政府盯上了每年逾萬億元的專項轉移支付資金，使原本盛行于投資審批領域的“跑部錢進”擴展到部分轉移支付領域。
專項轉移支付是中央財政為實現特定的宏觀政策及事業發展戰略目標，以及對委托地方政府代理事項進行補償而設立的轉移支付項目，地方各級政府需要按中央的規定用途使用資金。專項轉移支付又被地方官員俗稱專項補助，爭取專項轉移支付資金也被簡稱為跑專項或跑補助。
四處求人，打通關節，暗箱操作，投桃報李……某些上級政府部門對專項資金的立項審批及分配發放如同橡皮筋，根據基層公關力度的大小，伸縮自如，傾斜隨意。半月談記者專題調研中，一些長期跑專項補助的基層干部打開心扉，爆料此間潛規則，自述他們游走其中的得失甘苦。
僧多粥少，跑專項要“有磨勁、有纏勁，有韌勁”
跑專項，跑補助，如何跑？曾做過8年預算科長的西南某市財政局副局長向記者透露其中玄機。轉移支付分為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尤其需要“跑部錢進”。目前，專項轉移支付資金年年都有2萬億元左右，共有20多個大項，200多個小項。“大家都在爭，對相關部門而言，給誰不是給？聽話了，跑到位了，多給點；不聽話不跑，就少給點。”
當前，不少地方官員奔走于上級各個主管部門之間，因為很大一部分轉移支付資金的分配權力都掌握在各部門手中。而且，“省跑中央，市跑省，縣跑市，有的縣有能耐，直接跑中央部委”。
河北某貧困縣的縣長對半月談記者說：“如今中央和省專項扶貧資金很多，但僧多粥少，有的補貼項目給誰都一樣，不公關肯定不會給你，這是潛規則。”他坦言，部分專項資金的撥付具有很多的不確定因素，帶有較大的隨意性，因此他每年定期到省市甚至部委的要害部門請客送禮搞公關。
江西一位長期跑專項補貼的縣級領導總結，跑專項主要通過兩個渠道完成。一個是正常渠道層層報送。他說，這基本看運氣，不跑不動，八成沒有結果。二是靠私人關系。過去共事的上下級同事、所在地走出去的領導干部、戰友等都是有效的渠道。
“比起招商引資，跑專項轉移資金來得干脆，沒有風險，何樂而不跑？”河北省某貧困縣一位副縣長說，他們縣里每年利用老鄉會、同學會等機會，結識國家部委、省直廳局等要害部門的司(廳)長、處長們，并匯編成花名冊。財政上專門拿出很大一部分資金用于維系與這些實權派的關系。
廣西一名鄉鎮黨委書記向記者講了一個故事：前兩年，該鎮鎮長為了爭取一個小水利項目，向縣里申請資金1.5萬元工作經費，去一趟財政廳農業處，因為沒有熟人，讓縣領導先跟廳里熟人打招呼，并由縣財政局領導陪同前往，這才遞交上項目申請書。幾個人住宿費，加上進貢煙酒、特產，1.5萬元根本就不夠用。由于沒有后續經費繼續跑，最后項目沒有落實。該鎮長總結道：跑項目沒有本錢不行，上面沒有熟人不行，關系不鐵不行，時機不對不行。
為了爭取到更多的專項補助，甘肅省的一些縣曾提出，要調動部門“工作”積極性，領導要親自帶頭爭取，要舍得花人力、物力和財力，做到放下架子，有磨勁、有纏勁、有韌勁。
違反“八項規定”，攤大行政成本
據退居二線的某省財政廳長回憶，幾年前，他到某個部委跑項目，先讓手下到部委某處長辦公室附近“蹲守”，等到第二天，這個處長終于出現，手下便扛著一大箱子南方柑橘到處長辦公室。當時這個省發生了幾起大的貪腐案件，一些部委同志聽說這個省來的人，都不敢開門。
他說，一個地方實權部門一年往上級送的香蕉、芒果等有幾千箱，一次性送500多箱。每到芒果、香蕉、荔枝等成熟的季節，總有大量的水果坐上飛機、火車進京城。
為了跑關系，一些地方政府籠絡主管干部的家人，提供優質服務，吃喝玩樂一條龍。太行山區某縣一位林業局長說，他們縣林業局管著一個森林公園，本來可以盈利的，可是經常用來接待大量能用得著的人，基本上年年倒貼。不光領導來，七大姑八大姨，能沾點邊的都來，一住就是七八天。“不過錢花了，人熟了，能爭取到補貼資金也值了。”
廣西一位鄉鎮黨委書記告訴記者，當他還是鎮長時，曾經到自治區某廳局跑重點鎮市政設施維修的項目，第一年跑兩次。頭一次是項目分配的時間過了，分不到項目；第二次是申請項目的當天也有另一個縣來爭取，并且是縣委書記和副縣長帶隊，晚宴安排在同一家酒店。兩邊都爭取同一個項目，他一個鎮長自然敵不過縣委書記，第二次還是不成功。
但他不服氣，第二年開春，他通過內線得到信息，趕在項目分配之前兩次到廳里打點機關處室，最終爭取到了兩個15萬元的項目。每次出去，幾乎把當月鎮政府的公務費開支壓縮了一半，才有1萬元到2萬元經費出門。在自治區首府，只能請一桌幾千元的普通晚宴。看起來寒酸，但是拿一兩萬元，換來10多萬元，也算賺了。
有人士透露，一些地方政府跑專項的成本開支，甚至能占到專項資金的30%～40%。
游走灰色地帶，花樣競相翻新
廣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市級領導對半月談記者說：“過去送錢、送卡，但現在有些人覺得有風險，怎么辦？他把這個專項給你，會安排一個他熟悉的設計院，到你那里去象征性地弄弄設計，或者搞搞調研，這樣就可以順理成章、合理合法地將原本不敢要的紅包，變成了設計費、調研費。有的甚至直接介紹自己熟悉的公司去做這個項目。”
浙江一位知情者透露，近年來一些地方流行所謂的雅賄，送石頭、送字畫。一幅名人字畫動輒百萬，為了規避紀檢部門檢查，一般對名人字畫不裝裱，這樣就構不成行賄。個別地方為了能夠準確地掌握相關領導的行蹤，甚至開始給相關領導家庭免費提供保姆，把這些實權派干部的家務活全包了。
河北某貧困縣縣長向半月談記者講述了自己跑補助的親歷。有一年，他爭取一筆項目資金，但主管處長“嚴肅認真”，他便托人打聽了解處長媳婦的喜好，以及孩子在哪個學校念書，并派熟人和秘書專門“做工作”。當得知處長媳婦喜歡某一品牌的高檔包后，他一下子買了五個不同顏色的送去。他還委托一位在中學教課的老鄉給處長孩子專門“照顧”，購買各類學習資料，并有意讓孩子將信息透露給他父親。
如果說停留在灰色地帶的暗中交易“猶抱琵琶半遮面”，那么赤裸裸的受賄行賄則表明部分專項補助資金成為腐敗分子進行權力尋租的“唐僧肉”。
家中兩枚廢棄的炮彈殼裝滿了收受的100余萬元贓款，而受賄資金主要來源是利用自己掌握湖南農村公路建設、交通扶貧等與專項轉移資金直接捆綁的項目計劃安排權力。湖南省檢察部門最近披露了原湖南省公路運輸管理局副局長、省交通運輸廳計劃統計處副處長陳京元受賄案的案情。因為掌握審批大權，陳家的新房裝修，都有一批趨之若鶩的鄉鎮黨委書記主動替他操心。
像陳京元這樣利用手中審批權力尋租的人，并非個別。部分專項轉移資金從國家部委到省、市、縣、鄉乃至村，面臨層層截留、雁過拔毛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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