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公出國（境）費、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公務接待費……“三公”開支數據備受關注，長期以來有多個版本：有說9000億元，有說1000多億，數額相差巨大，其中9000億元版本還曾引起廣泛關注。不同的“三公”開支數據從何而來？哪個更可信？人民日報“求證”欄目記者近日對說法源頭進行了調查核實。
“三公”開支9000億從哪來？
最早提出的作者也無法提供準確來源
2006年，北京大學教授王錫鋅做客中央電視臺《新聞1+1》時說，“有的說我們‘三公’加起來達到9000億，……相當于我們財政支出的接近30%。”
一石激起千層浪，9000億這一數字引起熱議。其依據是什么？記者近日采訪了王錫鋅。
“我所引用數據是從《學習時報》得到的。”王錫鋅說，“具體數據相關部門沒公開，自然就沒有。”
據了解，2006年《學習時報》刊登過兩篇提及“三公”開支的文章。一篇是2006年2月27日第324期發表的《政府行政和職能改革的八個問題》，這篇文章是記者鄧聿文對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的專訪，文中提到“目前中國公車消費每年在3500億左右，接待消費在2000億左右，出國費用在2000億左右”。
周天勇表示，在國外，不方便接受采訪，“我在《中國向何處去》一書中進行過較仔細研究，得出了數據，以后再沒算過。”
記者檢索該書后，找到作者推算的2007年數據，“行政事業公車、公招和公出三項費用為7690億。”周天勇告訴記者，“2006年（的數據）是預計，2007年是保守的計算。”
另一篇是3月13日第326期刊登的《政府管理改革的幾個切入點》，文中寫道，“2004年，我國至少有公車400萬輛，公車消費財政資源4085億元……全國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億元以上，二者相加總數高達6000億元以上……據2000年《中國統計年鑒》顯示，1999年的國家財政支出中，僅干部公費出國一項消耗的財政費用就達3000億元。”
記者聯系了《政府管理改革的幾個切入點》的作者，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
竹立家說，有關2004年公款消費的數據引自《同舟共進》雜志，其它部分數據引自2006年2月27日《學習時報》中的一篇文章，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政府行政和職能改革的八個問題》。
《同舟共進》是廣東省政協主辦的雜志，竹立家教授所引用的文章是發表于2005年12期的《從五大浪費“黑洞”看節約潛力》。文中指出，“全國政協提案曾披露過，……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國約有350萬輛公車，包括司勤人員在內每年耗資約3000億元人民幣。全國一年公款吃喝在2000億元以上……據《中國統計年鑒——2000》顯示，1999年的全國財政開支中，干部公費出國所消耗的費用（3000億元）。”
通過溝通，記者了解到本文作者顏玉華是江蘇省射陽縣體育局退休的老局長。
“資料引用都是有出處的，”顏玉華說，“引用過一份全國政協提案，但具體情況記不清楚了。”
這份提案被記者在隨后的調查中意外查到。而記者專門去查閱文中所提的《年鑒》，卻并未找到相關數據。
每年公車消費數千億元？
從1000億到4000億都不是官方來源
天津財經大學教授李煒光認為，“司機補貼、私車公用或發放車補等，只要國家財政掏錢買單都應該算作公車消費。”
“當前我國每年用在公車方面的費用約為4000億元左右。”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官方數據顯示我國目前有250萬輛公車，但我認為還要多一點，在350萬輛左右。”葉青說。根據自身經歷，葉青認為一輛公車每年的花費在10萬元左右比較正常。“350萬輛公車乘以10萬，再加上公車私用方面的成本，我覺得公車經費在4000億元左右。”
當記者進一步詢問250萬輛公車這一“官方數據”從何而來時，他表示無法解釋清楚。
另一種說法是每年公車消費為3000億元。
2006年3月，全國政協委員、時任安徽省政協副主席、民盟安徽省委主委劉光復提交提案《培養公務員節約意識 建設節約型的公務機關》。其中談及“有人測算，公車只有1/3為公務所用，1/3為領導私事，1/3為司機所用，這樣算下來，每年公車私用達2000多億。”也就是說，每年公車消費3000多億元。
針對提案中的數據，記者采訪了劉光復。據介紹，提案中涉及數字并非取自官方機構或是內部資料，而是通過整理研究各種報紙期刊以及網絡信息資源所得出的數據，依據的材料包括：2003年3月8日新華網刊發的《公車改革勢在必行》，2005年9月26日《中國產經新聞》刊發的《公務車改革只打雷不下雨 到底觸動了誰的利益》，2005年9月29日《經濟參考報》刊發的《將公務車標準降到10萬 能治理車輪的腐敗？》，2005年12月19日《第一財經日報》刊發的《處長車補憑什么是農村教師工資的六倍》，2006年1月5日《新京報》刊發的《公車也應逐步“小排量化”》。
上述報道均表示，公車消費每年在3000億元以上。2003年的《公車改革勢在必行》一文提到，“【第0225號提案】……到了20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國約有350萬輛公車，包括司勤人員在內耗用約3000億元人民幣。”而其他報道都未指出統計數據的確切年份，模糊地稱“目前”。
第225號提案是當年的全國政協提案，提交者是南京師范大學原副校長陳凌孚，“這是當時民進江蘇省委參政議政處提供的初稿。”陳凌孚說。記者隨后聯系參政議政處，工作人員稱，“初稿是一位姓謝的會員寫的”，而材料來源是“在網上搜集的”，具體情況因時間太久記不清楚了。
這份提案與顏玉華引用的政協提案內容完全一致，初步判斷，顏玉華當年所引用的正是這一份提案。
還有一種說法是，我國每年公務用車消費支出超過1000億元。刊登于2012年5月28日《新華每日電訊》的《公車改革路在何方？》，文中提到：“據財政部2011年初公布的數據，目前我國每年公務用車購置費支出增長率在20%以上，年公務用車消費支出超過1000億元。”但該文作者告訴記者，文中數據不是本人采訪得來，而是引用同事數據。也記不清楚引用哪位同事的報道，現在也找不到來源了。
關于公車消費眾說紛紜，而公款接待的數據同樣撲朔迷離。2006年10月30日《瞭望》雜志一篇文章稱，2006年8月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宏觀政策動向課題組提供了一個數據：“2004年全國公款吃喝3700億元。”
記者致電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該部發展戰略處處長高輝清查詢后表示，相關課題成果確曾使用過“2004年全國公款吃喝3700億元”這一表述，同時表示這一數字并非獨立調查得來，而是“引用自《中國改革》2006年第一期”。
記者查詢了當期的《中國改革》雜志，在“讀者來信”欄目一篇署名“馬千里”的文章《構建和諧社會：務必著力降低執政成本》中，提到“以2004年的數據估計，全國公款吃喝3700億元。”記者隨后聯系安徽省政協得知，該文作者是安徽省政協委員、省國稅局原局長。但經多次努力，記者無法聯系上馬千里本人。
2004年“三公”支出1201億元
該數字屬權威發布，但最新數據難提供
“‘三公’不是財政學上的概念，而是從民間流行起來的說法。”李煒光說，“目前中央部門的絕大部分都公布了‘三公’支出的數據，部分地方政府也在公布。”
李煒光解釋，雖然政府的財政管理上接納了民間“三公”的說法，但實際統計中并沒有這方面的科目。“要公布‘三公’支出，必須把分散在各項支出中‘三公’的數額分別統計出來，這種統計可能不夠準確和規范。”
實際上，“三公”開支有“三公經費”和“三公消費”兩個概念。
“‘三公經費’是財政上做了安排的用于‘三公’開支的資金，‘三公消費’則包括了財政安排相關資金和非財政資金用于‘三公’消費的各種資金，‘消費’的額度大于‘經費’。”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說，“比如出國考察是企業出的錢，到企業去吃請，這些也屬于老百姓講的‘三公消費’，但不是‘三公經費’。”
人民網2006年的報道《我國每年公款消費近9000億元的說法不實》，采訪了財政部預算司有關負責人。報道梳理了一份財政部預算司提供的2004年公款消費數據：公車數量180萬、公車消費1000億元、公款伙食費172億元、干部公費出國費用29億元，三項支出總額約1201億元。
“1201億元計算的是納入財政預算用于三公開支的額度，而社會所傳‘三公消費’，涉及預算內外及其他渠道用于‘三公’的總開支，后者大于前者。”蘇海南說，概念不同，統計口徑自然不一樣，計算結果也會不同。“各級政府要把各種用于‘三公’開支的財政預算內外資金統計清楚并控制住；此外還應轉變政府職能和作風，減少并逐步杜絕非財政資金的‘三公’消費。”
“納稅人關注‘三公’，其實是關注政府如何花錢。”李煒光指出，之所以出現多版本的“三公”開支，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全國范圍“三公”數據的缺失。截至目前，只有“1201億”是比較官方的數據。而最近年份的數據是多少，難以統計。
對于各種版本“三公”支出的傳播，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院電視系主任孫振虎說：“網絡傳播是一個輿論場，信息在其中互相傳送與接收，不僅是信息的傳播，還有對原始信息的解讀。個體的轉帖等于是對原始信息進行了重新編碼，往往帶有個體的情緒，并加入了個人的理解，這種理解越來越多以后，原始的信息反而被弱化了。”（董文龍參與采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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