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8日上午，江蘇省啟東市民因抵制一家造紙廠將污水排放至本地，紛紛走上街頭抗議。市民打出反對橫幅，市政府附近水泄不通。市長被強迫套上抵制項目的T恤，市委書記因不肯穿宣傳衣被扒光衣服。當天中午，市政府正式決定：永久取消該項目。
事件不久前的7月1日，什邡爆發反對鉬銅項目的群體性事件，因當地政府強勢鎮壓，導致嚴重警民沖突，多人受傷。
在“啟東事件”中，市政府表現出的理性和克制為公眾所肯定。為何“啟東事件”能和平解決？“啟東經驗”能否在今后的同類事件中被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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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8月30日對環境保護法修正案草案進行分組審議。謝克昌委員認為，我國環保形勢依然嚴峻，從對二甲苯項目事件到四川什邡鉬銅項目，再到江蘇啟東排海工程事件等說明，當民眾利益表達的渠道不暢、民眾的正確意見難以發揮應有作用時，環境影響評價法中“國家鼓勵有關單位、專家和公眾以適當的方式參與環評”等規定也難以取得實效。
民間理性反對
作為啟東“7·28事件”的主要發起人之一，袁志勇(化名)曾一度草木皆兵。
7月28日當天，兩名居委會工作人員緊緊跟著他，從上班到回家形影不離，其他志愿者也被“盯”得牢牢的，這讓他精神緊張。
“等這個事情過去了，大家都不記得這個事了，會不會對我們秋后算賬啊？”他曾擔憂地對記者說。事件逐漸平息后，他又因女兒遲遲沒有收到錄取通知書而焦慮，懷疑是不是政府開始打擊報復。
事實證明，他的擔心是多余的。事件發生后，當地政府只是派人找到幾名主要發起人簡單了解情況，“問我為什么反對，為什么要申請游行，沒什么特別的”。問話過后，這半年來袁志勇的生活一直風平浪靜，“就像什么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現在仍然關著的十六人是當時‘打砸搶’的人，大多是外地人，目前已移交法院，規規矩矩參與游行的市民都沒有事。”袁志勇對政府的處理方式表示認可。
袁志勇感慨，事件發展到后來已違背了他們這些發起人的初衷。摻雜在游行人群中的少數人沖擊市政府、掃蕩辦公室、扒光領導衣服，都是他們事先沒有想到的。“我們一直在強調要理性、理性、理性。”
現在看來，啟東市民無疑是成功的。袁志勇認為，成功經驗在于志愿者們在反對過程中足夠理性，“程序做得到位”。
啟東的市民們在網上形成一個三百多人的“志愿者團隊”，QQ群達到九個之多，涵蓋大學生、漁民、養殖戶、政府工作人員、教師、企業員工等群體。“我們一直堅持走合法道路，沒有違法行為發生。”袁志勇說。
從2009年開始，一些熱心的志愿者開始進行“線下活動”，自發地利用業余時間到沿海漁民家，挨家挨戶地講解污染的危害，散發傳單，宣傳費用都是網友們你5塊我10塊地募捐而來。
從2010年開始，稍微懂得法律的志愿者屢次向政府部門申請工程信息公開，雖然每次都是碎片化的一點點信息，但數次下來手中積累的資料越來越多。
他們還根據申請到的信息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被拒絕立案后，再申請信息公開，再立案，再被拒，再申請……如此屢敗屢戰，兩年來僅行政訴訟就已有三次之多。
被部門“踢皮球”是常有的事，但這群志愿者卻從未放棄。總是這個人失敗了泄氣了，另一個人又接過接力棒繼續往下走。“我們之間都是在網上交流，現實中誰也不認識誰，但大家都很團結。”
“所以，成功的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們持之以恒。”袁志勇本人參加到志愿者中已三年，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他的家中堆滿了有關該項目的資料，甚至自己掏錢購置了一臺打印機。
七年內部質疑
經過志愿者的廣泛宣傳，在當地反對該項目的觀念實際上已深入人心。
“我們啟東人看上去好像很懶散，實際上對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務還是很關心。”在7月28日晚記者趕到現場時，甚至很多負責“維穩”的警察在笑著跟圍在市政府門口的市民聊天，他們聽著市民對項目的怒罵，時不時點頭。
啟東人成功的經驗還有一條——來自官方機構內部的反對。在社會各階層普遍反對的背景下，“7·28事件”只是“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政府內部的反對聲從2005年起就出現，前市委書記謝丕岳幾乎每年都在“新春茶話會”上提這個問題，也有重要老干部曾從組織渠道寫材料向上反映，但總沒什么結果。
人大、政協也沒有閑著，2005年1月市“兩會”期間，就有39名人大代表提案反對項目上馬，政協委員也屢屢發聲。為讓代表、委員們能夠多表達抵制意見，在2010年“兩會”前，啟東志愿者把已經寫好的提案挨家挨戶放在代表、委員家門口。但代表、委員們的提案雖引發了社會討論，卻沒能撼動決策。
從“排海工程”的發展態勢來看，雖然這些建議都沒有起到實質性的作用，但來自官方機構內部的反對聲，對促成事件和平解決無疑是一股極為重要的力量。
事件爆發前，在市民的“請愿”要求下，南通市方面曾就“排海工程”舉行聽證會。聽證對象包括離退休老干部、養殖戶、漁民、網友、市民五方代表七八十余人——離退休老干部群體一致質疑該工程。
市人大常委會前主任施仲元、前副市長周廣森等老干部直接指出了該工程違反國家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施仲元認為，日本“王子”項目是日本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一個污染項目，“排海工程是以犧牲啟東漁業的代價，換取王子造紙的利益，明明有影響，為什么要說沒有影響？”他還表示，“這不僅僅是我本人，說句老實話，在職的四套班子領導，也是這個想法。”
周廣森現按照市委的要求從事沿岸港口開發和研究工作，他系統地從專業角度駁斥了“達標水”排放無影響的說法。而曾經擔任過水產局長的老干部，也從幾十年的實際工作經驗出發建議重新制定方案。
在“馬力全開”的龐大反對群體面前，該項目似一只人人喊打的過街耗子，單憑上級決策，已無法使之生存。
經驗能否復制？
公眾關心的是，啟東成功了，那么它的經驗能否為其他地方所復制？答案是不確定的。
有當地人認為，之所以啟東政府如此輕易宣布放棄，是因為造紙廠本身在南通而不在啟東，只是把污染轉移給啟東，卻不為啟東創造稅收，“無利可圖”的上級指令本身就是脆弱的。但在其他地方，“項目”總是與“稅收”掛鉤，讓當地放棄的難度更大。
并且，沿海城市啟東，是有名的“建筑之鄉”，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就向湖北、山西、上海等地大量輸出建筑施工團隊，其后，啟東建筑隊伍遍布全國。1984年，時任江蘇省省長顧秀蓮向全省建筑行業發出“市學南通，縣學泰(興)啟(東)”的號召。
因此，啟東人是“率先富裕起來的一部分人”，按照馬斯洛需求理論，他們大部分人解決了“生存需求”，正在尋求“安全需求”，他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度更高。7月28日當晚，一名當地人對記者說，當地市民因家境普遍富裕，對官員和政府沒有內陸貧困地區的“仰視”之心，甚至有看不起“不賺錢的公務員”的心態，對于政府的決策，敢于直接“反對”。
縱觀全國范圍，自2007年廈門人反“PX”項目始，五年內十起類似事件中絕大多數發生在廈門、廣州、上海、大連這樣的沿海城市，其共同特點是，當地人收入水平較高。而對于欠發達地區，如云南陸良縣的化工廠鉻渣污染事故等，則難以形成當地社會成員合力，為生計所迫有些受害者只能選擇到化工廠打工，更談不上反對。
“啟東經驗”重要的一條，是長期內外合力，反對觀念深入人心。但在其他地方的污染項目中，很難有如此長的時間足以讓反對者充分準備，往往是反對聲還沒充分表達，項目就已經在開工建設，無法起到啟東這樣“潤物細無聲”的效果。
“后來反思，時間節點也是很重要的，在我們之前什邡剛剛發生惡性事件，當地政府飽受批評，公眾對環保的重視熱度未過；其次又在十八大之前。”袁志勇說，“如果不是有這個好時機，結果怎樣也很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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