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買賣”現象普遍：每100萬美元售17萬人民幣
導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籍企業家也向本報記者講述了“買外資”產業鏈的一些內幕。該企業家原是內地籍，從事外貿行業20余年，所投資的產業分布多地，熟知相關細節。
在全民招商的浪潮下，層層攤派的引資任務激發了基層官員的“創造力”，某些地方甚至形成了一條“買外資”產業鏈。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東部某省的城市近幾年就上演過每100萬美元“外資”售價17萬元人民幣的戲碼。通過與中介合謀注冊 “外資公司”讓錢空轉一圈，地方政績耀眼，中介樂得賺錢，留下的卻是一本財政爛賬。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該省地方官員告訴本報記者：“任務太重，壓力太大，比如說市政府分配給每個縣1億美元（指標），縣里再攤派給鎮上，10個鄉鎮每個1500萬，層層加碼。（買外資的事）大家都知道，上面也曉得，但是各種原因，任務還是不斷攤派下來。”
利用中介“空轉外資”
九三學社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龔震近日就其完成的一份外資利用情況調研與本報記者進行了交流，他的調研揭開了東部某省城市一些觸目驚心的事實。
媒體公開資料顯示，2009~2011年該市實際利用外資分別為5.47億美元、10.5億美元和16.1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35.1%、92.2%和54.1%，增幅連續三年全省第一。2012年實際利用外資增長30.9%，增幅全省第二，雖未實現“四連冠”的年初目標，但總量仍居區域第一。
但龔震的調研顯示，該市的數據是摻水數據。幾年來，該市所屬各縣（區）鄉（鎮）都在花錢“買外資”。行情是，每100萬美元“外資”售價17萬元人民幣。
具體方法是，通過廣東一帶專業做外資買賣的中介機構，由它們借用香港或臺灣地區人士的身份證件注冊外資公司。公司成立后，從境外匯入美元，又以購買設備等名義，將錢轉入“中介”指定的賬戶。作為回報，每“投資”一定量的美元，中介將獲得相應的地方財政獎勵。
但事實上，這些企業純屬子虛烏有，遇到檢查時，找家經營范圍類似的企業，掛個銅牌來應付。
當地政府網站報道，2012年該市各縣（區）注冊外資實際到賬均超過2億美元。但龔震實地調查的某縣的情況卻是，2012年縣里下達給每個鄉鎮2000萬美元的外資到賬任務，一些鄉鎮去年一個外資項目也沒引進，全縣總計完成不到3000萬美元，完成率不足15%，其余都是花錢買來的。
龔震表示，該市這股利用外資的浮夸潮興盛于2010年，當年幾近翻番的增長任務激發了重壓下基層官員的“創造力”。保守估計，當年至少5億美元的到賬外資是買來的，該市為買外資一年的花銷至少是8500萬元。
在2012年的嚴峻形勢下，該市雖然丟掉了實際利用外資增幅全省第一的桂冠，但30.9%的增幅仍是不低。按照當地一些長期負責引資工作的基層黨政主要負責人分析，保守估計全市全年至少近半的外資需要靠“買”才能“實際利用”，那么2012年該市可能花費了至少1.8億元的資金才買來總量區域第一的佳績。
基于政績考核“買外資”的錢，當然只能政府出，但為掩人耳目，該市做法是，先將財政資金轉入各縣（區）鄉（鎮）自辦的“國企”，再由“國企”以隱蔽科目向“外資中介”支付。縣（區）財政勉強能夠承擔得起這些“中介費”，一些財力較差的鄉鎮只能向縣財政借錢“買外資”。
“買外資”也令一些鄉鎮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去年該市鄉鎮一級普遍是1000萬~2000萬美元的到賬外資任務，今年仍被要求有5%左右的增幅。該市一些山區鄉鎮一年的可用財力還不到300萬元，僅“買外資”一項就夠嗆。
前述該省地方官員的說法也從側面印證了這一情況，他對本報記者表示，買外資的事大家都知道，但是任務還是不斷攤派下來。
“外資買賣”遍地開花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籍企業家也向本報記者講述了“買外資”產業鏈的一些內幕。該企業家原是內地籍，從事外貿行業20余年，所投資的產業分布多地，熟知相關細節。
這位企業家表示，各地政府對外的招商引資壓力巨大，為了完成任務，幾乎不擇手段，于是，相應的“市場服務”應運而生，一些機構專門提供外資注冊，向地方政府收取費用。近些年來，地方政府“買外資”的綜合成本水漲船高，從當年的每百萬美元注冊資本4萬~6萬元人民幣，到如今很多地方已經達到了每百萬美元注冊資本30萬~40萬元人民幣。
據他了解，很多地方都在這樣做，從發達的長三角地區，到落后的中西部地區都有。而從事這個行業的中介機構也五花八門，其中有一些是小貸公司、擔保公司等邊緣性金融機構，利用手中的閑置資金完成虛假注資、周轉。
浙江某縣級市此前的一份政協提案，也表現出當地對外資問題的痛苦心態。該提案指出，對官員的外資考核，迫使當地靠工業土地出讓搭配“外資”任務，并作為土地摘牌的前置條件。
提案稱，該市鄉鎮及開發區工業用地出讓基本上形成這樣的規矩：每畝土地搭配10萬~20萬美元外資。所以市內企業要買土地須先去境外注冊公司，然后通過地下錢莊將境內人民幣換成境外外幣打進來，算是外資引進，可謂“勞民傷財”。據估計該市這樣的“假外資”占一半以上，相信全國各地情況也差不多。
該提案還提及，當地外經貿局及鄉鎮或開發區按每百萬美元引進給予企業4萬~6萬元獎勵作為補償。企業苦不堪言：通過地下錢莊換外匯帶來風險和損失，境外注冊公司帶來費用和麻煩，成立合資企業規模做大以后想上市產生障礙，而企業外資要退出又帶來諸多麻煩。該提案最后建議各級政府取消對下級部門外資引進指標考核。
值得肯定的是，一些地方對外資統計的監管正在收緊。例如，江蘇省商務廳下發的《外商投資實際到賬統計工作指引》（2013年），對實際到賬外資的統計工作作了更嚴格的要求。
新的統計指引要求各地商務部門對上報的項目的真實性和數據的真實性同時負責確認，除了采用與外管局一對一確認和人工比對的程序外，還要求各地商務部門在每月上報實際到賬外資數據時，須同時報送由各市商務部門分管領導簽字和加蓋單位印章的“項目和實際到賬數據真實性承諾函”。此外，還在原來要提交的所有證明材料不變的前提下，增加“實收資本印花稅憑證”和“當期繳納社保憑證”兩項證明材料。
但監管收緊的效果究竟如何，尚待觀察。正如上述香港籍企業家表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監管總體上在推進，但繞開監管的方法也很多。他認為，根源并不在商務部門的監管，而在地方政府的考核體系，在競爭壓力下，沒有哪個地方主要領導敢讓自己轄區的外資數據降下來，而這也是上下皆知外資造假卻沒有一個人敢捅破的根本原因。
（王培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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