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平心而論，“清華方案”中提出“提高領取養老金的年齡”，其價值理念仍然表現出經濟理性過甚，人文關懷欠缺。

    關于養老金制度改革的“清華方案”，近日來在全國引起了媒體和公眾的熱切關注。

　　“清華方案”的好處，是跨越了“‘雙軌制’—‘并軌’”的政策思路上的陷阱，避免養老金制度改革可能被這個一因一果的線性思維所裹挾，從而設計了一個既考慮公平又考慮效率的因而可持續的改革方案。

　　然而，遺憾的是其中的第五點，即“提高領取養老金年齡”，引起了媒體和公眾的普遍反彈，這不能不說是方案中的一個明顯的瑕疵。筆者亦曾就此在《中國經濟周刊》上撰文予以分析。

　　于是，便有媒體采訪了“清華方案”的設計團隊，并以“延遲領養老金非延遲退休”為題進行了報道。

　　如果死摳概念，“領取養老金”和“退休”當然是兩回事。但是，對于大多數退休后養老金將是維持生活唯一經濟來源的勞動者，“領取養老金”和“退休”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呢？再者，在中國，這樣的勞動者又有多少呢？恐怕又要提到這個數字，估計要占70%。

　　上述報道中以美國為例，說明了勞動者是可以先退休，然后過幾年再領聯邦養老金的。

　　但是，其中一個不可忽略的關鍵是，美國有一個401K的補充養老金計劃。按清華團隊的說法，美國人59.5歲退休，65歲領取聯邦養老金，其間的空白，可以由401K來填補。但是，有資料表明，美國從上個世紀70年代就開始實施“三支柱”計劃，除了聯邦公共養老金(基礎養老金)之外，還有私人養老金，即企業養老金(401K計劃)和個人養老儲蓄(IRA計劃)；到了80年代，里根總統宣布一個養老金改革的計劃，從1983年到2017年，在35年中，逐步將領取養老金的年齡從65歲延遲到67歲。這里要強調的是，在計劃實施時，401K和IRA這兩個計劃已經實施了一段時間，所以可以“填補空白”。

　　如今“清華方案”提出，“從2015年開始，1965年出生的女性職工和居民應當推遲1年領取養老金，1966年出生的推遲2年，以此類推，到2030年實現女性65歲領取養老金。”問題在于，這些被推遲領取養老金的女性職工和居民，他們的401K或IRA在哪里？

　　其實，這種不講理的政策有點像“協保”——協議保留社會保險關系，其特點是“不管當前生活，只管退休養老”，60年代中期出生的女性職工有相當一部分正在享受這種“待遇”。現在眼看退休年齡將到，要“苦出頭”了，然而政策又要變了，退休后又有一年不能領取養老金。這實際上是要將“協保”的年限延長，當然，最后幾年的“性質”變了——“退休”了，卻沒有養老金。

　　平心而論，“清華方案”中提出“提高領取養老金的年齡”，其價值理念仍然表現出經濟理性過甚，人文關懷欠缺。

　　在方案的操作性層面上，他們以“保險精算”畫地為牢，把“多收、少發”作為出發點，把2~3個人養1個老人看成是一種絕對的危機。其實，在不改變計劃生育政策的前提下，隨著老齡化的進程，這種狀況遲早要出現。

　　這不是什么新的發現，因為社會保障教科書上早就告訴我們，如果只考慮企業交費和個人交費，現收現付制會難以為繼。靠延遲退休年齡節約的養老基金其實很有限，解決不了多大問題，但卻會使大多數勞動者遭受損失。就社會心理而言，可預期的養老金制度所起到的是穩定人心進而穩定社會的作用，對于社會保障制度的“剛性”原則，切切不可掉以輕心。

　　如果突破只考慮“收多少、發多少”的“保險精算模式”的束縛，把養老保險看成是社會分配的一部分，我們的思路就會開闊得多。其實，決定社會養老機制的關鍵有二：其一是這個社會生產的物質財富有多大規模，其二是這些物質財富將會怎樣分配。企業交費和個人交費可以作為養老保險制度的基本籌資手段，但除此之外，還有財政補貼、國資提成、資產建設等很多手段可用。

　　如果我們再打開思路，改變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自有其積極意義。民間豪言：20年后又是一條好漢。從現在到2035年還有22年，我們規定的勞動年齡又是16歲或18歲。所以我們完全有時間改變2035年時的人口結構。計劃生育并不等于“少生”，在人口出生率低于自然更替水平時，鼓勵“多生”恐怕也是一種“計劃”。

　　但“多生”也要有其物質基礎，現在年輕人的生育計劃中，母親何時退休是一個必要條件。

　　在中國公共服務很不完善的前提下，50歲退休的老人幫子女帶孩子，尤其是0~3歲的孩子，同樣是一種社會貢獻，能否把給他們的微薄的養老金看成一種撫養下一代必要的“社會工資”。發達國家人口出生率低，與沒有老人帶孩子的習慣相關。

　　所以現行退休年齡的好處也是該好好想想的。如果打破這種已經形成的“平衡”，其后果實在難以預料。

　　原標題：社科院專家再議延遲退休：會使勞動者遭受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