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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看點】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結合起來，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一系列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理論成果，其中“關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理論”，就是一個重大觀點。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是一個重大理論命題，又是一個重大實踐命題。科學認識這一命題，準確把握其內涵，對全面深化改革、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新認知是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貢獻

　　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自現代經濟學建立至今，就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自凱恩斯革命承認了政府在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以來，新自由主義者不斷翻新著“小政府”“政府無效”等論調。對于社會主義中國來說，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不僅是重大的理論問題，更是關乎改革成敗的重大實踐問題，是具有核心地位的“大關系”。

　　對于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共產黨進行了艱辛的探索。

　　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一重大理論突破，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從黨的十四大以來的20多年間，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問題。如，生產要素市場發展滯后，要素閑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并存；市場規則不統一，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大量存在等。為解決好這些問題，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對“政府和市場關系”也一直在根據實踐拓展和認識深化尋找新的科學定位。

　　回顧起來，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些提法上的變化，表明我們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也在不斷地深化。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我國的綜合國力不斷提升，到2012年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經濟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也日益突出，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較多。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深化改革是關鍵，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經過20多年的實踐，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礎性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是一個重大的理論觀點。這既是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最新表述，也是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貢獻。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實現共同富裕，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成果。長期以來，關于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的爭論，其實質就是政府和市場關系問題。如何發揮政府和市場兩個積極性，使政府和市場共同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繞不開的話題。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指出，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作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黨全社會樹立關于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正確觀念，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于轉變政府職能，有利于抑制消極腐敗現象。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曾經指出：“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一全新的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表述，正是理論徹底的表現，充分表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既尊重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又約束市場經濟自由發展中可能出現的問題。不僅在理論上厘清了政府和市場的邊界，也更加明確了在經濟發展中政府和市場各自的作用，能夠真正實現政府和市場的和諧二重奏，共同奏響的是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新樂章。

　　在改革發展大局中不斷探索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最佳組合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面深化改革穩步推進，圍繞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相繼出臺：負面清單管理、擴大自貿區建設等，極大地激發了發展活力，較好地應對了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使得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的背景下取得了較為平穩的發展，并為未來發展孕育新動能。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理論的徹底和實踐的變化之間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長期的發展慣性也不是短時期內就能馬上解決的。市場體系的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的問題仍然存在，如何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和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仍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需要解決的緊迫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因此，必須在改革發展大局中，不斷探索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最佳組合，不斷完善政府和市場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的不同作用，形成高效的“雙輪驅動”，真正在2020年實現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標。這取決于以下幾個重要領域問題的解決：

　　首先，政府要真正做到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要切實做到這些，就需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將過多的政府干預盡快徹底地去除，將公共服務和監管不到位的短板盡快補齊，使政府盡快成為不僅有為，而且能為、善為的政府。

　　其次，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徹底解決政府庸政、懶政、怠政的問題，實現明政、勤政、廉政。要深化對政府職能的研究，實現政府行政職能的流程再造，切實實現政府行為的科學、公開、高效。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指出，“關鍵是加快轉變政府職能，該放給市場和社會的權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該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要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推進簡政放權，深化權力清單、責任清單管理，同時要強化事中事后監管”。同時還要適時調整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充分發揮各級政府的積極性，形成頂層設計和微觀規制相得益彰的良好局面。

　　第三，要在重點突破的改革中，貫徹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新認知。當前，我們正在向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聚力加力。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指出，“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原則”。因此，必須將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新認知貫徹到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切領域，實現全覆蓋。

　　第四，要在我國全面開放的大格局中去貫徹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新定位。在未來的發展中，我國必須不斷拓展發展空間，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一帶一路”倡議。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時強調，“一帶一路”建設是一項長期工程，要做好統籌協調工作，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發揮市場機制作用，鼓勵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等各類企業參與，同時發揮好政府作用。可見，要在更大范圍內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為我國的大開放作出應有的貢獻。

　　最后，還要繼續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總結和提煉，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框架和基本認知，使全社會形成共識，在不斷深化改革和發展中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作者：張 旭 北京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