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將近20年前的世紀之交，網絡技術已經露出崢嶸之角，這一新技術可能給信息交流乃至社會文化帶來的變化既令人憧憬，又夾雜著不確定性。術語“超連”就這樣應運而生。
“超連”博物館的永恒主題
——“5·18”國際博物館日專輯
博物館史里的“超連”史
徐 堅
將近20年前的世紀之交，網絡技術已經露出崢嶸之角，這一新技術可能給信息交流乃至社會文化帶來的變化既令人憧憬，又夾雜著不確定性。術語“超連”就這樣應運而生。今年的國際博物館日借用“超連”作為主題詞，提出新方法和新公眾議題。但這實際上是博物館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
從真正意義的博物館出現以來，通過各種手段和渠道，尋找公眾、聯系公眾和代言公眾就是博物館的首要職責。在長達三個世紀的進程中，近現代意義上的博物館的種種改進和變革，幾乎無一不是圍繞這個主題；未來的博物館還將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也就是說，這并非簡單的技術帶來變化的問題，博物館人的回答自然也不應被花哨的技術表面迷惑，而是一如既往地深究博物館對于公眾的意義。
如果站在宏觀歷史的高度，我們會發現，博物館史就是“超連”史。17世紀晚期至18世紀中期，牛津阿什摩林博物館和倫敦大英博物館的相繼開放揭開了真正意義上的博物館事業的帷幕。博物館誕生之前，不同的偉大文明傳統中不乏令人嘆為觀止的藝術和歷史收藏，但無一不是服務于一家一姓的私寶，而博物館則擁有此前從未有過的角色和任務。作為社會文化機制，博物館的誕生沒法簡化到一條昨非今是的時間界限，相反，它是一個漫長的進程，哪怕是看起來最細枝末節、波瀾不驚的改進，都有可能是博物館邁向更多“連接”的努力。三個世紀以來的博物館史就是博物館不斷地打破自身禁錮，拆除門檻，“連接”更多人群的歷史。最早的大英博物館僅僅面向舉止得體的紳士開放，數道門禁幾次三番地盤問，確定訪客的“得體”身份后才能準予入內。19世紀初，普蘭塔執掌大英博物館后，才逐步取消身份檢查。其他的人群——年輕的學生、勞工、女性，也是更晚才次第獲得進入博物館的平等權利。免費政策拆除了公共博物館在可接觸性上的最后一道障礙。
與拆除森嚴壁壘相映成趣的是，三個世紀以來，博物館也通過添加和擴展的手段，主動實現更多“連接”。添加無障礙通道，是為了更好地“連接”行動不便者。開放時間的延長，甚至很多博物館已經定期實施的博物館之夜，是為了更好地“連接”朝九晚五的全職工作者。機場博物館、車站博物館和移動博物館的設置，是為了更好地“連接”受到地理限制的潛在受眾。
“超連”時代的博物館也許會帶來令人炫目甚至始料不及的變化，但本質上卻是博物館公共傳統的延續。“超連”術語創造之時，博物館人意識到網絡和數字技術可以打破時間和空間限制，造就無遠弗屆和永不落幕的博物館。將近一個世紀前，當梅原末治和陳夢家搜尋流散海外的中國青銅器時，即使在獲得古董商和收藏家不可或缺的支持下，仍然不得不舟車勞頓地挨家挨戶登門拜訪。而現在，這一切都可以端坐家中點擊鼠標實現。3D掃描技術不僅解決了諸如敦煌、龐貝、查科等遺址博物館在保護和開放之間的兩難問題，也使觀眾可以清晰地放大、旋轉展陳品，享受身處展廳之中的游客無法享受的便利。“超連”術語創造之時，即使是最具前瞻性的技術人士，也無法清晰預見到移動端應用如何改變今天的社會。正是通過移動應用，博物館極大地拓展了自身的受眾范疇。尤其是在中國，博物館公眾號的流行，大量年輕面孔涌現在博物館就是明證。
然而，如果將博物館的“超連”僅僅理解成新技術帶來的新場域和新公眾，則未免低估了博物館人的連接觀。博物館的“超連”并不是技術的結果，相反，是技術的推手。尤其是在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新博物館運動中，如果沒有心系更多公眾，就不會出現全新的“連接”技術。這樣，面對每一次技術性“超連”機會時，博物館人就會本能地注意到“超連”背后的“不連”。技術層面上，“超連”越有力，就越強烈地抑制了無法連接的群體。因此，“超連”的價值是提醒我們不僅要關注聚光燈下，更要關注照射不到的暗角。博物館里設置了供行動不便的觀眾出入的坡道，那么，其他不便的觀眾該如何連接起來？博物館是否考慮過視障甚至色弱者？盲人是否就應該預置性地排除在博物館之外？這成為多家博物館近期嘗試努力的方向。在移動端應用大行其道的今天，該如何連接那些不會使用和無法使用的人們？數年前，有愛心組織對那些不會網上購票，甚至沒有電腦和智能手機的返鄉民工施以援手，成為寒冬臘月里最溫暖的亮色。“超連”時代，同樣的問題也在考問博物館人的心智和公允。
對于博物館人而言，“連接”問題是“扶搖直上九萬里”的因勢利導，更是“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于承擔。
(作者為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連接，讓文物活起來
方 勤
今年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為“超級連接的博物館：新方法、新公眾”。“超級連接”本身是一個網絡術語，這充分表明了博物館發展面臨的時代背景。這個主題要求博物館充分發揮自身的“連接”作用，探索“新方法”，更好地吸引和服務已經融入網絡時代的“新公眾”。
青年人是這個網絡時代最活躍、影響力最大的群體，能否滿足青年人的需求也是博物館未來幾十年發展的關鍵。以2017年的文博探索類節目《國家寶藏》為例：據不完全統計，《國家寶藏》官網的訪問達19億人次，其中90%以上為年輕人。在網絡投票的環節，年輕人也是主要力量。這表明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熱愛中國傳統文化，也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許多吸引年輕人的養分。在對湖北省博物館的越王勾踐劍、曾侯乙編鐘、云夢睡虎地秦簡三件國寶的投票中，云夢睡虎地秦簡竟然排名第一。貌不驚人的云夢秦簡，1155枚、4萬余字的法律條文，證明中國人法律意識的源遠流長。這個此前默默無聞，在今天看來有點高冷生僻的文物，竟然撥動了許多年輕人的心弦。可見年輕人不是不喜歡文物，而是博物館的文物以怎樣的方式連接到他們。
曾侯乙編鐘就是最好的例子。到今年它正好橫空出世40年了，從編鐘出土之日起，湖北省博物館最為關注的就是如何讓這套珍貴的樂器真的可以演奏出樂曲來，所有圍繞它的保護都是建立在對編鐘音樂功能的充分研究之上的，包括為了保護它而進行的復制也一直伴隨著對中國青銅鑄造工藝的研究。現在觀眾對于到博物館聽千年前的古代樂器演奏古曲早已司空見慣，可是當年用“演奏”加“科學報告”這種“動態”與“靜態”相結合的形式展示孔子時代的編鐘及其工藝，是首創。如今湖北省博物館擁有專門的編鐘演奏廳和一支專業的編鐘樂團，以曾侯乙墓出土樂器為基礎，創造出一臺古樂器演奏會，每天吸引海內外觀眾排長隊入場觀看，平均每天演出3至4場，一年至少上千場，幾乎場場都滿座。
這是博物館的超級連接功能的真正體現，通過對文物內涵的充分開掘、輔以專業的工業設計，最終以藝術品的形式呈現給大眾，這也是真正意義上的讓文物活起來。成功復制的編鐘以展覽、展演等多種藝術交流形式，多次參與對外文化交流，為弘揚民族優秀文化作出了特殊貢獻。外國觀眾對編鐘的欣賞、喜愛及贊嘆甚至超出國人。美國著名慈善家肯尼斯·貝林來參觀博物館，立即被編鐘所震撼，請求復制一套運往美國，作為在美國揭幕的一家博物館“最大的亮點”。2014年，博物館在俄羅斯舉辦了館藏商周青銅器特展，吸引了當地眾多中小學生參觀，這些孩子們還創作了很多繪畫作品，其中編鐘是最重要的主題。
2017年12月，石家河考古遺址獲得了“世界考古論壇·重大田野考古發現”獎，它以一大批蘊含文明信息的代表性遺存把距今5000年到4000年前后的荊楚歷史解釋得越來越清晰，加重了這一區域在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格局中的特殊地位。還有蘇家壟遺址，今年入選了中國社科院評選的“2017年六大考古發現”，這里出土的1000多件青銅器、冶煉遺址和“金道錫行”的銘文，都可以解釋曾國出土的青銅器為什么那么多、編鐘為什么能夠做到這么精美。相比這些學術上的意義，觀眾的好奇心和時代的精神渴望是更為重要的出發點。湖北省博物館的大多數文物都是在建館之后的考古發掘中積累的，以石家河為代表的史前文化、以盤龍城和曾侯乙為代表的青銅文化既可以引導專業領域的話語權，又能夠生產、參與、塑造文物之外的眾多議題，關鍵在于把最新的研究成果融入文物的展陳中。
當然博物館更應做好與新的傳播方式的連接。現在各行各業都在運用“互聯網+”的策略，博物館理應做得更好。通過“云觀博”AR智慧系統，觀眾不僅可以觀看展品的文字、圖片、音頻、視頻，還能夠進行互動。博物館剛剛完成了新一輪的擴建，但無論如何，展陳空間總是有限的，只有智慧博物館才會是一個海量的知識信息庫，可以更大地發掘藏品的文化內涵。
我有空就會去博物館逛一逛，很多人第一次來也許就是來看編鐘等鎮館之寶的，但很快他就會對別的文物產生興趣，屈原筆下瑰麗的楚文化有著永恒的影響力，這正是博物館與民眾最大的連接。
(作者為湖北省博物館館長)
“博物”來到公眾身邊
魏 峻
“超級連接”一詞由加拿大社會科學家昆—哈斯和威爾曼于2001年提出，指的是人與人、人與機器之間在網絡化組織或社會中的多樣性交流方式。當今世界，超級連接越來越成為公眾相互溝通的常見方式，影響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博物館也日益與這種交互方式相適應和融合。作為博物館人，我們認為現代博物館不應滿足于社會連接產物的被動地位，更應該積極成為超級連接的構建者。
博物館是征集、保護、研究、傳播并展出人類及人類環境的物質及非物質遺產的非營利組織。由于自身功能和定位的需求，博物館與藏品、展覽、科技、觀眾、社會之間必然存在各種各樣的連接關系。同時，博物館公共性和現代性的基本屬性，又要求博物館具有延展性，能夠為謀求更好發展而創造出獨特的連接關系。這就需要博物館運用新理念、采用新方法或者使用新技術，以創新之道吸引新觀眾，以便更好地實現博物館作為公共文化機構服務社會、服務公眾的作用。
近年來，廣東省博物館提出并實踐的“無邊界博物館”理念，是通過超級連接，探索博物館角色拓展和社會效益最大化的一種嘗試。所謂“無邊界博物館”，就是強調在做好博物館館舍內的展覽、教育、服務等具體業務的基礎上，大力推動博物館走出館舍，走向大千世界，讓博物館服務不再受限于固定的展廳和固化的活動，而是主動走入社會，把博物館的業務和服務送到社會公眾的身邊，讓博物館變得觸手可及。
現代城市中有很多人流密集的專有空間，如地鐵、機場、商場以及學校等。2015年開始，廣東省博物館以現代傳播學的相關理論為指導，不斷將博物館的資源和服務向這些城市專有空間推廣，借助其人流優勢，創造博物館與公眾的新連接。博物館與廣州地鐵合作，把為期三個月的“千年海絲 文明廣州——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展”送到了地鐵廣州塔站，運用文物展品、知識圖板、大型燈箱、3D場景等呈現方式，把2000平方米的地鐵站場打造成每天開放16小時的“超級展廳”。通過與少年宮的合作，將小朋友眼中的“海上絲綢之路”以手繪畫的方式裝飾出三趟地鐵文化專列。三個月的展期，讓296萬市民在日常出行中，潛移默化地感受到了博物館和傳統文化的魅力。南京、成都等城市的地鐵中隨后出現的博物館專列和宣傳教育活動，將更多的城市、公眾與博物館緊密聯系起來。
2017年，廣東省博物館開始關注機場中旅客的文化休閑需求。博物館與廣州白云國際機場簽訂合作協議，首次將博物館的展覽和教育活動延伸到機場。在白云機場全新開放的3300平方米的“絲路”主題公共藝術空間——“海天走廊”中，推出“牽星過洋：廣州海貿傳奇”展覽。展覽將空間設計、三維觸屏等技術手段與文物展品的藝術呈現相結合，以突顯文化的多元與對話。藝術元素和文化服務進入機場公共空間，強化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是博物館與交通運輸行業在提升城市形象、拓展文化服務以及打造自身品牌方面的積極嘗試。6個月里超過90萬人次的參觀量也為城市和博物館吸引了更多喜愛中國文化和藝術的潛在觀眾。廣東省博物館順勢而為，與白云機場合作在T2航站樓開設了兩處廣東省博物館體驗館，通過展覽、互動活動、非遺表演和文化創意產品向旅客傳播歷史和文化知識，擦亮嶺南文化名片，更好地講述中國故事。
廣東省博物館還以開放的心態去關注并積極參與大型購物中心的藝術化趨勢，我們把“文物動物園——兒童專題”展覽送進大商場。在文物展示之外，通過設立智力熱身區、神獸競技場、萌寵領獎臺等多個互動區域，增強展覽的趣味性，深受家庭觀眾和青少年的喜愛。
在積極探索城市專有空間中博物館與公眾新連接的同時，廣東省博物館堅持實施14年的流動博物館項目，把展覽和教育項目送到學校、軍營，送進海島、瑤寨，送入機關、企業等地。每年300萬人次的流動博物館受惠人群，也在博物館和社會公眾之間架起更加通暢的溝通橋梁。
對博物館而言，征集、保護、研究、傳播和展示是主業，教育、研究、欣賞是目的，這些都是應堅守的根基和正道。同時，在充滿新挑戰和新機遇的時代，博物館也應積極探索創新之道，通過各種新舉措和新方法，圍繞博物館構建與社會、與公眾之間的超級連接，盡快實現中國博物館事業的跨越式發展。打破“空間邊界”并主動向社會投以更多關注，是博物館從自身出發、從社會需要出發，不斷拓展新觀眾群體并實現超級連接目標的一種積極態度。從固定場域走到公眾身邊，讓每個人可以隨性感受博物館，隨心體驗博物館，在不期而遇中享受歷史、文化或藝術之旅，這也應該成為公眾閱讀博物館的另一種方式。
現在，博物館行業常把“我不在博物館，就在去博物館的路上”當成對觀眾群體的一種希冀。作為“超級連接”的博物館，或許未來我們的行業理想更應是“即使沒到博物館，博物館也在我身邊”。
(作者為廣東省博物館館長)
交流互鑒永不落幕
黃曉楓 杜 康
近日，一篇文章引起大家的討論——由于國內的動蕩，阿富汗國家博物館的一批來自蒂拉丘地等地的重要考古發現的國寶級文物，從2006年至2017年一直在歐美、日韓、澳洲等世界各大著名博物館巡展。2017年3月這批寶藏來到中國，在故宮博物院展覽，展覽結束后原計劃前往美國芝加哥大學展出。但芝加哥大學意外取消了展覽安排，于是中國文物交流中心就聯系國內的文博機構繼續展出這批文物。對于阿富汗國寶在中國“避難”這件事，中國網友第一時間都表現出了溫暖的情懷，歡迎它們在中國多展些時間。
是啊，博物館本來就是保護和傳承人類文明的重要殿堂，是連接過去、現在、未來的橋梁，在促進世界文明交流互鑒方面具有特殊作用。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5月6日，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國文物交流中心的支持下，成都博物館聯合阿富汗國家博物館為這批文物舉辦了“文明的回響：來自阿富汗的古代珍寶”展。故宮博物院展覽時，名稱叫“浴火重光”，關注的是這批文物歷經劫難保存下來之非常不易，它們到敦煌展覽時，名稱為“絲路秘寶”，側重的是阿富汗這一區域在絲綢之路上的重要作用。成都博物館展覽時名稱定為“文明的回響”，更重視公元前300年至公元500年阿富汗的歷史文化所反映的文明交流，是從當時人類文明發展的高度和廣度來審視這批來自阿富汗的古代文物，希望觀眾通過展覽中的每一件文物可以看到豐富多彩的古代世界，看到那個時代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
這個視角并非牽強附會，是建立在一批專家對這些珍貴文物的考古發現的研究基礎之上的。作為與中國山水相連的友好鄰邦，早在2000多年前，阿富汗與四川就進行過早期的商業貿易。張騫出使西域各國，在今阿富汗北部見到的蜀布和邛竹杖，就是這一友好往來的見證。2000多年后的今天，成都博物館引進阿富汗歷史上遺存下來的珍貴文物，向公眾展現出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3世紀波斯文明、印度文明、草原游牧文明、希臘文明、羅馬文明、漢文明交流互鑒的歷史畫卷，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展出文物中有來自蒂拉丘地的大量黃金飾品，這是大月氏人作為草原游牧民族的典型特征。盤羊形金飾用于聯結在王冠頂部，雖然體量很小，但造型準確生動，體態碩壯，毫毛畢現。五花式金冠由作為基座的金帶與其上相連的5個樹形金飾組成，樹上有六瓣花形裝飾，花瓣上系有圓形金飾片，工藝繁復，光彩奪目。觀眾對這些文物的喜歡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但我們也強調了蒂拉丘地出土的三枚連弧紋漢式銅鏡，這是張騫出使西域后絲綢之路東西貫通的證據，說明漢朝商品遠銷到西域各國，漢文明開始向西傳播。
貝格拉姆城址出土的文物是當時強大的貴霜帝國強大發達的貿易所留下的證據。展品中數十件象牙雕刻就是印度文明的精華，站立在摩羯魚上的恒河女神雕像、線刻門龕下的樂女與舞女圖案飾板、雕成象首形狀的家具足部……不過我們會引導觀眾關注大量來自地中海沿岸精美文物，比今天最精美的玻璃器皿都要令人神往的雙耳透明玻璃杯、魚形玻璃瓶等玻璃容器，這些珍貴的奢侈品是從羅馬帝國東部通過陸上或海上絲綢之路的遠途貿易到達貝格拉姆的。當然在貝格拉姆城還出土了一些并不常見的漆器，從工藝和紋飾而言，它們均來自漢朝，有專家甚至認為很可能就來自四川的蜀郡或廣漢郡。
由于文物所涉年代跨度長、空間范圍廣，普通觀眾其實并不易區分出不同的文明影響，這就需要策展人想出更多的輔助手段，尤其是利用表格和地圖將紛繁復雜內容簡單化，將抽象難懂的內容形象化，很多知識點甚至需要專家來畫龍點睛。在3個多月的展期里，成都博物館見縫插針邀請到國內知名專家舉辦了與阿富汗考古、中亞歷史文化、絲綢之路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有關主題的公開學術講座共11場，實現了知識鏈接的最大化。
如今展覽結束了，初步統計，參觀總人數達50余萬人次，這是該批阿富汗國寶從2006年開始全球巡展以來，參觀人數最多的一站。不少外地觀眾從北京、上海、福州、西安、重慶等地慕名前來，甚至還有臺灣同胞特地乘機至成都參觀展覽。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次展覽實現了多個平臺的拼接。
(作者為成都博物館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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