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黃金周的爆棚景象再一次震撼了國人。其實,中國人雖然“被集中放假”,卻不是“被集中旅游”,因為政府、民俗、道德都沒有強迫民眾旅游,更沒有強迫民眾集中旅游。黃金周集中出游是每一個旅游者基于知情、自愿、無奈的理性選擇。“黃金周集中出游”導致景區擁堵這種貌似不理性的現象,只能說明一個真相——就是長假供給的短缺和帶薪休假落實不到位乃至在可預見將來無法落實到位甚或落實到位也無法滿足民眾的需求。

　　“倉廩實而知禮節”,春節滿足的是民眾關于家庭團聚、文化傳承的傳統精神需求,黃金周滿足的是日益增長的以旅游消費為載體的現代精神需求,同樣都是具有一定剛性的需求。甚至毋庸諱言,對于當今的中國主流人群來說,春節這種傳統精神需求雖然依然很重要,但已經呈現逐漸衰減的態勢,而旅游這種現代精神需求卻是與日俱增,春節出游也變得越來越普遍。必須看到,2008年正式取消五一黃金周以來,中國民眾日益增長的出行出游需求已經形成了巨大的“堰塞湖”,現階段疏通民眾出游需求“堰塞湖”,緩解出游“擁堵”問題的現實之道是,在進一步切實推進帶薪休假制度的基礎上,通過增加2—6個法定假日(相當于在2020年之前強制集中落實2—6天帶薪假),來增加一個或兩個黃金周、同時延長春節長假。 其中,成本最低、最便于操作的就是增加兩個法定假日,恢復五一黃金周。

　　2008年春節之后,鑒于冰雪雨凍災害導致很多人沒能回家過年,筆者在《南方日報》率先呼吁“臨時性恢復五一黃金周”,隨后又大聲疾呼永久性“恢復五一黃金周”,這一呼聲在社會輿論特別是網絡上引起強烈共鳴,成為2008年以來關于假日制度改革的主流民意呼聲。然后,從2008年持續至今,恢復五一黃金周的希望卻一年一年地不斷落空呢?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民意探測的失真

　　2007年12月7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國務院關于修改〈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的決定(草案)》和《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草案)》。這標志著曠日持久的黃金周存廢之爭終于出現了各方期待已久的定局——盡管這個定局注定因為它明顯的折衷特征而不會讓爭論的任何一方滿意。與此同時,也使這場中國公共政策決策民主化的自發試驗令人遺憾地在最后一刻夭折。

　　在此之前,幾乎所有的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是由官方主導乃至直接制定的,人大、政協參與的程度也不是很深,特別是假日制度的改革,比如1993年實行大小周末制度、1995年全面推行周五工作制、1999年實行黃金周制度,都是國務院直接作出的決定。從2000年五一黃金周開始,黃金周存廢之爭開啟,政府、學者、媒體、民眾四個角色,自發地展開了全面、深入、持久的博弈,特別是民眾通過互聯網深度介入論爭,體現了決策者對民意的高度重視和我國公共政策決策民主化的進步。

　　然而,綜觀黃金周存廢之爭,專家分析、媒體報道、網絡論壇與政府決策,共同組成了圍繞法定節假日調整的話語體系。歸根結底,對這種涉及全民利益的問題,應該實行科學決策與民主決策相結合。政府雖然對社會輿論做出了積極善意的回應,但是對真實的民意并沒有做更深入的調研,僅僅是通過網絡來調查是極不科學的。

　　所謂科學決策,就是要進一步對黃金周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效應做更科學的研究論證,絕不是根據蔡繼明一個漏洞百出、嚴重違反經濟學常識的所謂假日改革課題組的研究,就可以輕率決策;所謂民主決策,就是面對莫衷一是的民意調查結果(主要是網絡調查),應該邀請國際上權威的專業調查機構(或者利用經濟普查的隊伍),組織一個具有科學性、說服力的大型民意調查,真實、全面地反應人民大眾關于黃金周的看法。

　　同時,媒體在這場曠日持久的論爭中,2007年11月以前總體上扮演了不成熟的社會角色,表現對社會責任的膚淺理解和對討論的誤導;以2007年11月幾十家都市報聯名上書國務院法制辦為標志,媒體的角色開始回歸理性和民意。當總體來說,民意探測未能全面真實地呈現民意,對政府決策有誤導之嫌。

　　蔡繼明曾痛斥網絡調查,他宣稱“有意義的網絡調查的前提條件應當是:A:跟假日改革之前相比,你愿意休息114天還是115天?(改革之前是114天);B:你是否愿意恢復到原來的黃金周?而這同時即意味著帶薪休假沒了……單純的‘恢復五一黃金周’的調查純屬媒體誤導、毫無意義。”可是,“恢復五一黃金周意味著帶薪休假沒了”和“單純的‘恢復五一黃金周’的調查純屬媒體誤導、毫無意義”這樣毫無依據、毫無邏輯的推論,恰好暴露了作為“廢黃派”代表人物、清華大學教授的蔡繼明對民意調查的無知,也預示民意探測的嚴重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