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檔案局發(fā)布《“慰安婦”——日軍性奴隸檔案選》第六集
中國司法機關審訊日本侵華戰(zhàn)犯形成的檔案
新華社北京8月20日電 國家檔案局20日在其官網發(fā)布了《“慰安婦”——日軍性奴隸檔案選》第六集：中國司法機關審訊日本侵華戰(zhàn)犯形成的檔案。
根據第六集的材料，在20世紀5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機關偵查處理日本戰(zhàn)犯而形成的偵訊檔案中，有數百名日本戰(zhàn)犯的筆供、口供和偵訊總結意見書等涉及日軍在占領地區(qū)設立“慰安所”及強迫中國、朝鮮、今印度尼西亞婦女充當“慰安婦”，到慰安所摧殘婦女的內容。
材料包括九份筆供，均來自中央檔案館。
據稻葉績1954年11月17日筆供，他曾任日軍獨立混成第三旅團通信隊長。1945年3月5日，攻擊山西省繁峙縣某村時，“指揮部下5名，逮捕了在該村東北凹地里避難的婦女10名，交給中隊本部。……從該村出發(fā)的時候，中隊長命令將為了設立中隊慰安所所逮捕的婦女中年齡在17歲到20歲的20名帶走。我為了使這些婦女不掉隊，即將全員用麻繩像串珠似的捆成二列，……因為走道太慢，將繩扣拴在馬鞍上，使馬跑帶著跑，結果是一個一個被拉倒，使不少的人受傷。”
據小野武次1954年7月—8月筆供，他曾任日軍佳木斯憲兵隊富錦分隊警務主任。1940年4月—1942年1月，1943年2月—12月，1945年1月—7月，在富錦縣等地，“對于侵略日本軍慰安所，我以監(jiān)視監(jiān)督之立場，將約30名朝鮮婦女（20歲至30歲左右）當作奴隸，剝奪她們的自由，公開地協(xié)助富錦侵略者們凌辱強奸，每星期對她們實施一次陰部檢查，將檢查之結果通知于侵略軍，對朝鮮婦女非僅剝奪其自由而且使她們由于性病而受到莫大之痛苦”。
據東一兵1954年6月26日筆供，他曾任日軍東寧憲兵隊伍長。1941年8月，于牡丹江省東寧縣，“奉關東軍司令部之命令，設置所謂‘軍慰安所’之際”，“掠奪中國人民之房屋（200平方公尺）作‘慰安所’，以朝鮮人民金某帶領之朝鮮人民婦女30名，強迫營業(yè)，作為盤踞該地日軍部隊軍人、軍雇傭人4000名之強奸對象、毆打暴行之對象，使被害者性病與負債加重。”
據竹內豐1954年11月筆供，他曾任日本陸軍醫(yī)院中尉軍醫(yī)。1936年12月，在黑龍江湯原，因竹內豐建議，警備司令部“叫縣公署強拉中國青年婦女30名”，“作為娼婦置于日本軍專用慰安所中”。“警備司令部派遣武裝兵力，以武力恫嚇強占中國人之房30間，充當日本軍專用妓館”。
1938年1月，在黑龍江虎林市，因竹內豐建議，警備司令部“責縣公署強拉中國青年婦女25名”，“作為日本軍專用妓館”，并“派遣武裝兵力，以武力恫嚇強占中國人民房25間，充當日本軍專用妓女館”。
據村山隼人1954年12月31日筆供，他曾任日軍獨立步兵十四旅團小隊長、中隊長，兼山西省陵川縣警備隊長。1944年9月，在陵川縣城內，部隊“設立日本軍慰安所，系對原有的慰安所，又攆了7間房子的居民，加以改造擴大的”。1944年10月24日，“我許可了在陵川縣城內的日本軍慰安所招7個中國婦女作為日本兵的慰安婦的事”，并在慰安所開張之日，對“1個15歲的少女，不管她的拒絕，強拉了推進房子里強奸，此后又干了兩次。”
據高澤健兒1954年7月10日筆供，他曾任日軍步兵聯隊隊副、大隊長。1939年7、8月間，在湖北省崇陽城南方某村莊，“為強奸朝鮮婦女，將警備隊盤踞區(qū)域的2戶房子由自治會呈交作慰安所之用。其后，遷移到本部屋內，婦女有五六名”。
1939年秋季，約1個月，警備崇陽城南方小村莊時，“強奸朝鮮婦女，其住處以慰安所的名目由自治會交出，我以下多數人都強奸了”。
1939年—1940年3月，在湖北省蒲圻城附近，“為強奸朝鮮婦女，在警備隊盤踞區(qū)域以慰安所的名目（五六名婦女，李經營的）使自治會供給民房。我及部下強奸了這些婦女”。
據古川勇一1954年7月20日筆供，1939年5月至1940年5月，他任廣東省南海縣偽縣政府行政顧問。1938年12月，日本憲兵隊“拉捕了居住在佛山市內，生活困苦的中國婦女約50數名，監(jiān)禁于‘日軍士兵慰安所’進行輪奸，我居佛山后繼續(xù)看到設置的被害者”。
據渡邊雅夫1954年8月11日筆供，1942年5月至1944年3月，他任日軍第五九師團經理部軍需下士官期間，在泰安的星俱樂部“誘惑監(jiān)禁了16歲至25歲左右的中國人民婦女約50名，是在濟南最高司令部的高級副官經營管理的，作為帝國主義軍隊的公開強奸而設立的，同時被監(jiān)禁的婦女勿論在物資上、精神上、健康上都是遭受到在人間上最大的痛苦。”
濟南軍人會館“是濟南最高司令部的高級副官充當館長的，……收容了16歲至22歲左右的中國人民婦女約15名”。“1944年4月至1945年4月，……我是軍需曹長，……當時特別對軍人會館為了每月會計的檢查進行了支付，收入決算書的點檢，對經營上提出了意見，參加施行了對中國人民婦女的虐待或監(jiān)禁。”
據廣瀨三郎1954年8月14日筆供，他曾任日軍第五九師團高級副官。1944年4月，他“在濟南后方設施的軍人會館、星俱樂部、飯店‘櫻’偕行社飯菜部及軍酒保的監(jiān)督業(yè)務。星俱樂部是日本軍官兵專用的中國人妓館，其經營委托濟南中國妓館組合長負責”。“為使日本軍官兵能以很少的錢玩樂，而使約30名的妓女，1人每天要接待20名，多的時候，要接待30名的日本軍官兵。她們的年紀是17歲到20歲的年輕婦女，迫使她們成為侵略者的肉欲對象，由于過度疲勞患病者不少”。
1944年6月左右，“第12軍要求將妓女送到前線去”，故“派約30名朝鮮人妓女到危險的第一線即到鄭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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