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經濟體制改革紅利巨大，但阻力可能甚于國內經濟體制改革。要想順利推進涉外經濟體制改革，必須找準突破口。首先要著力推進自由貿易園區試點，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實行一攬子涉外經濟體制改革試點。
涉外經濟體制改革，既是改革，也是開放。國際形勢與我國比較優勢的新變化，對深化涉外經濟體制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只有深化涉外經濟體制改革，才能打造對外開放升級版，同時倒逼國內經濟體制改革，釋放改革紅利。
涉外經濟體制存在的三個問題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對外開放全面推進，涉外經濟體制開放取得巨大進展。但是，我國的比較優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金融危機后的世界經濟處于深度轉型調整時期，現行涉外經濟體制越來越難以適應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
首先，現行涉外經濟體制不能適應提升我國國際分工地位的要求。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地位，是我國比較優勢變化的必然要求，但是，現行涉外經濟體制尚不適應這種新要求，既不利于引進高端產業活動、高級生產要素，也不適應企業“走出去”整合外部資源，使我國難以充分利用新的戰略機遇期。
其次，現行涉外經濟體制不能適應我國優化產業結構的要求。服務業開放不足，管制過度，限制了服務業的發展。稅收、通關等政策限制了我國吸引高端制造、地區總部等活動，不利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第三，現行涉外經濟體制不能適應我國應對國際環境新變化的要求。我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現行涉外體制缺乏與國內體制的聯動，部門協調不力，不利于增強我國參與全球治理機制的能力，不利于提升我國對國際規則的影響力，也不利于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
未來10年，力爭在技術密集度和附加值更高的產品和服務上形成新的國際競爭力
過去30多年，我國充分利用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跨境轉移機遇，快速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不僅迅速崛起成為世界貿易大國，而且成功地消除了制約我國工業化的“外匯缺口”，有力地推進了工業化進程。
我國的比較優勢正在從人口“數量紅利”向“質量紅利”轉換，巨大的本土市場、完善的基礎設施和齊全的產業配套，成為吸引高端產業活動與生產要素的新因素。國際金融危機為我國企業提供了在發達經濟體開展低成本并購以獲取先進技術、國際品牌和銷售渠道的難得機遇。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使我國從以往的“擴張型”戰略機遇期跨入了“升級型”戰略機遇期。
轉變發展方式與和平發展，要求未來我國對外開放戰略目標從“出口創匯”轉向“價值鏈升級”，戰略重點從制造業為主向服務業、金融和規則制定領域拓展，戰略內容從“引進來”為主轉向“雙向”開放。
涉外經濟體制必須適應開放戰略的新要求。要保證對外開放新戰略的順利實施，必須啟動新一輪的涉外經濟體制改革，才能實現我國在全球生產價值鏈的提升，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未來10年涉外經濟領域改革的目標，就是大力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改善外部經貿環境，充分利用國際環境提供的新機遇，形成參與國際競爭的新優勢，提升我國國際分工地位，促進國內發展方式的轉變。
具體而言，就是通過涉外經濟體制改革，更好地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力爭在未來10年中，令我國在技術密集度和附加值更高的產品和服務上形成新的國際競爭力。具體的途徑包括：引進更先進的生產要素和產業活動、促進對外投資、打造世界級的跨國公司、開拓高附加價值市場、保障資源能源供給安全、營造更好的外部經貿環境（包括規則環境）等。
涉外經濟領域改革的四大重點
在涉外經濟領域改革方面，首先要打造對高端產業與生產要素具有較強吸引力的投資環境。
一是擴大和深化服務業對外開放，倒逼國內體制改革。在160個服務部門中，我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承諾開放的部門為100個左右，但不附加條件完全開放的部門不到30個。要推動服務業大發展和轉型升級，對內要放松規制，對外要擴大開放。未來重點要推動能源、電信、金融等基礎行業和文化、教育、醫療衛生、體育等領域開放，引入新的理念、機制和商業模式，推動國內相關體制改革，增強我國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
二是大力改善投資軟環境。增強政策的穩定性、透明度、可預見性；改革外資審批體制，建立高效的外商投資準入管理體制，開展準入前國民待遇與“非禁即入”（負面清單）的試點，為實現內外資準入制度的統一創造條件；統一內外資法律，強化法律法規的一致執行，形成各類所有制企業平等有序競爭的市場環境。
三是著力推進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打造新的開放平臺。
在涉外經濟領域改革方面，另一個重點是加快對外投資體制改革。一是改革對外投資的審批體制，提高審批效率，為取消對外投資審批奠定基礎。二是加強對外投資保護，保障海外利益，避免重復征稅。三是改善企業對外投資服務，加強對外投資信息、法律、融資、保險等服務。四是以放開跨境投資管制為突破口，加快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涉外經濟領域改革的第三個重點是推進外貿體制改革。一是完善出口退稅制度，改變現行的對本土上游產品歧視性的出口退稅制度。改革不合理的由地方分擔部分出口退稅的規定，由中央財政統一負擔出口退稅。二是開展創新海關特殊監管區政策與監管模式改革試點，打造國際研發、國際制造、國際貿易、國際物流、國際結算和國際維修中心等“六大中心”。三是繼續深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改革。四是開展貿易投資便利化改革，不同監管部門聯合查驗，降低收費，提升通關效率，降低貿易成本。五是以暫定稅率方式，推行結構性降低關稅。目前我國的關稅結構與水平是在加入WTO時談判而定，不能反映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狀況，降低關稅水平的空間較大。六是結合壟斷性行業改革，在存在進口特許權領域放松進口權管制，引入更多競爭。七是以中日韓自貿區和地區全面伙伴關系（RCEP）為重點，談判建立高質量的自由貿易區，推動國內相關體制的全面改革。
最后，在涉外經濟領域改革方面，還應加快對外談判體制改革，提高參與國際經濟治理的能力。
一是改進涉外經濟貿易政策決策協調機制，改革現行具有“一票否決權”特點的部門會簽制度，實行牽頭部門負責制。二是加快改革自由貿易區談判機制，打破既得利益阻礙，完善產業救濟機制。三是改革涉外人事制度，在我國政府機構與國際組織間建立人才雙向流動的機制，鼓勵中國公民進入國際組織，增強我國在國際組織的影響力。四是建立智庫參與涉外經濟決策的機制，增強我國在國際經濟治理機制中的倡議能力。五是完善應對貿易投資摩擦機制。
自貿區試點是涉外經濟體制改革的首要突破口
涉外經濟體制改革紅利巨大，但阻力可能甚于國內經濟體制改革。要想順利推進涉外經濟體制改革，必須找準突破口。
一是著力推進自由貿易園區試點，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實行一攬子涉外經濟體制改革試點。這有利于在局部地區率先突破改革阻力，而且可以在控制改革開放風險的前提下，積累經驗，增強信心。二是結合雙邊投資協議談判進程，推進引進外資與對外投資的審批制度改革。三是著力推進較高質量的區域自由貿易安排談判，可能再次發揮類似“入世”的促進全面改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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