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低”與“限高”，將成為收入分配改革下一步推進的重點。
本報獲悉，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提供給中央的眾多報告中，很多都提出了社保體制改革、農村土地流轉改革等和收入分配調節密切相關的組合建議。在“限高”方面，養老金的并軌等改革建議，被反復提及。
“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不能局限在收入分配領域。”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29日表示，由于目前主要問題出在一次分配，因此要把相當多的改革工作放在一次分配，從根本上消除不公平。
對于三中全會后收入分配領域可能的改革措施，蘇海南表示，十八大已經把收入分配的大方向定了，年初國務院轉批的收入分配指導意見也把四個方面的主要意見提出，接下來的工作就是把已有政策抓好落實，把政策不完善的修改完善，此前強調偏少和政策系統性不強的相關政策，比如財稅體制改革、資源配置公平化建設等方面，希望在三中全會后能有新的破題。
農地確權流轉有期待
經濟學家厲以寧近期談到中國改革時表示，當前要做的就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點應該在第一次分配，因為第一次分配是根據市場的基礎進行的，并且提出通過農民土地確權流轉，來改革第一次分配。
去年11月底，厲以寧帶著政協經濟委調研組在浙江、嘉興、湖州三個市進行土地調查，當地土地確權流轉實施多年，農民有了宅基地的經營權證，通過擴大養殖業、種植業，進城做工、經商，實現了城鄉收入差距大幅度縮小。
“嘉興市下有個縣級市叫平湖，在土地確權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農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確權流轉以后，城市人均收入和農村人均收入之比變為1.9：1，這個變化之大，主要是農民的收入提高了。”厲以寧表示。
據他了解，當地農民收入大幅提高的原因，在于有產權之后就有了財產性收入。一方面土地轉包出去，年輕人進城打工，可以多一份收入。很多宅基地房子都拆掉，蓋成四層樓房，一層樓租給外地人開店，樓上自己住，多出來的房間還能租給外地人居住。
不久前，國研中心“383”改革方案總報告中就提出，將農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房屋等資源確權、登記、頒證到每個農民。實施以土地為基礎的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在現有土地權屬基礎上，賦予農民集體土地處置權、抵押權和轉讓權。
一旦允許農村集體土地與國有土地平等進入非農用地市場，將給農村土地帶來合理定價，并增加農民財富。
對于土地確權流轉能起到的作用，蘇海南也表示肯定。不過他認為這是一項深層次制度改革，可能不會很快取得重大突破，且土地流轉在當前只涉及到部分農民，比如城郊農民、納入工業園區范圍的農戶，以及可能推行農業規模經營的農村，那些身處深山、遠離城市、西部邊遠地區的農民，即便確權暫時也難以有很大實際功效，“所以，要把這種深層次改革與農民增收措施結合起來推進，效果就會更好”。
除了農民外，一系列的低收入群體，都被專家建議廣泛納入收入差距調節的受惠群體。
蘇海南直言，這當中就包括加快實現社會保障由過去全面覆蓋擴大為全民覆蓋，在經濟承受能力具備的條件下，合理、適時的提高各項低保標準，繼續提高企業退休人員的待遇；還要采取多方面措施促進勞動密集型行業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讓這些低工資群體的收入能夠有所提高。
對于三中全會以后收入分配領域的具體方向，蘇海南告訴本報：“現有收入分配政策已經有不少內容，不能期盼時隔一年半載又出許多新政策，這個不太現實”。
蘇說，當前首先要把已出臺的政策抓好落實，尚不夠完備的政策抓好完善。此前強調偏少和政策系統性不強的相關政策，比如財稅體制改革、資源配置公平化建設等方面，希望在三中全會后能有新的破題。
二次分配改革艱難推進
隨著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新農合以及城市居民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的建立，從制度涵蓋的角度來說，我國社保制度已經實現了全覆蓋。現存問題主要是在不同群體之間、城鄉之間、不同區域之間，二次分配還存在著逆向轉移的趨勢。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介紹，城鄉之間的一次分配差距是3.1左右，但是，經過城市的社會保障福利轉移和各種公共服務的轉移，城鄉差距擴大到5倍-6倍。換言之，經過二次分配，城鄉差距擴大了。
厲以寧表示，二次分配的調整主要是靠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在西方國家，施行多年的福利政策就是：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補，一次分配不足有差距，通過稅收、補貼、福利待遇，二次分配把差距縮小。
“而中國不是這樣，中國城鄉兩種戶口，很多城市工人的福利農民工享受不到。一次分配有差距，二次分配還擴大了差距，全世界沒有的。”厲以寧表示。
在二次分配領域造成不同群體間的不公，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養老金的雙軌制，本報了解到，日前，多部委與多套養老方案的設計者們，在為期兩天的閉門會議上達成方向性的共識，養老金并軌一事已基本沒有懸念。
據參會者透露，會議上討論比較多的就是養老保險，包括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的退休人員和企業退休人員雙軌制的問題。
“所有方案都認為這是應該統一的，差距擴大是不合理的，但是就這個問題的爭論，已經很多年了。現在基本都同意，但是下一步并軌的方向還有問題，就是并到哪一個軌上去，意見是不一致的。”知情人士稱。
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則一貫堅持，事業單位和公務員要同時動起來，否則，事業單位養老金改革也是有阻力的。
學者們都建議把收入分配改革和深層次改革聯系起來。這當中就包括打破城鄉分配管理體制，戶籍制度改革，進一步打破壟斷，特別是各種配置資源制度的公平化。
蘇海南指出，要從根本上改變農民等低收入群體與其他群體收入財產不合理差距問題，需要在資源配置等領域做出變革。
收入倍增目標考驗
從目前透露出的信息來看，收入分配政策的著力點主要放在“提低”與“控高”上，對于三大方向之一的“擴中”近來提及漸少。
蘇海南稱，“擴中”需要長期的過程，以及多方面的綜合配套，包括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職業結構的調整，人力資源素質的調整等。“換句話說，就是讓更多的白領、藍領群體成為中等收入者，如果白領和技術工人比例很少，擴中是擴不了的。所以不是簡單的收入分配問題，是經濟社會各方面調整才能達成的系統工程”。
值得一提的是，如前述所言，“提低”與“控高”的進一步推進愈加艱難，急需深層次系統改革的配合。
從去年開始，經濟逐漸下行，有人擔憂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計劃能否實現。
“收入倍增計劃講的是從2010到2020年，到現在已經過去3年多，居民收入增速還可以，給倍增計劃墊了底，今后的六七年GDP年均增速能保持在7.2%-7.3%，與此同時真正把中央講的兩個同步原則（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落實下去，就能夠實現。”蘇海南告訴記者。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9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8%，該增速較去年出現回落，更是低于前三季度GDP增速7.7%。
“今年前三個季度的問題在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人均GDP增速，當然不可能每年都做到完全同步，比如前三個季度沒有達到同步水平，那么通過第四季度或者明年采取進一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措施，促使不同步情況得到扭轉。”蘇海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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