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體制改革中的“硬骨頭”
改革開放以來，歷屆三中全會都會重點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行總體規劃。據各方預測，十八屆三中全會同樣會重點部署經濟體制改革。財稅、金融、國企改革等將是本次三中全會的“重頭戲”，每個方面都面臨不少“硬骨頭”。
財稅改革：房產稅會不會全面鋪開；如何推進“營改增”改革，減輕企業稅費負擔；遺產稅要不要征收。
金融改革：存款、貸款利率能否完全放開，實行市場化利率；如何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如何減少行政干預，加快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國企改革：推動國有資本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能否建立常態化的國有企業利潤分紅機制；如何加強監管，治理國企腐敗。
土地改革：如何保障農民土地用益物權主體地位；如何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和處置權利；如何建立城鄉統一、同權同價的土地市場。
資源價格改革：水電氣等民用資源梯級價格如何確立；石油、煤炭等能源的定價機制如何理順；電力、石油等行業壟斷如何打破。
……
一鼓作氣 爬坡過坎 攻堅克難
三中全會可能突圍的幾個領域
改革開放35年以來，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七屆三中全會，歷屆三中全會都承擔著中國改革發展重大歷史使命，體現了幾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施政目標和經驗。當前越來越多的利益格局積累成發展圍城，與以往相比，改革的復雜性、艱巨性前所未有。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我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作出重要論述，李克強總理也指出“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這些重要的思想，都闡明了釋放改革紅利要啃硬骨頭的道理。當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即，從各方面信息來看，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次全會對于中國發展新局面的形成定會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利益主體矛盾交織，形成合力難度加大
2013年10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提出：“中國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這是因為，當前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格外艱巨，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我們今天面臨的改革，無論是在深度上，還是在廣度上，都是過去任何時期、任何階段所無法相比的，改革事業已進入不進則退的關鍵階段，我們必須一鼓作氣，切實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
從改革主體看，利益主體矛盾交織。改革事業的推進，最終要落實到每個個體自身的發展上來，要落腳到讓“廣大人民共享改革紅利”的出發點上來。改革不僅要促進效率，也要促進社會公平公正。但是，在多年改革發展中，收入分配、資源利用等領域都形成了不同形態的利益群體，且已滲透到經濟社會生活的多個方面，阻礙大多數人對改革紅利的共享。20年來，群體性事件增加了10倍，其中因土地征用、房屋拆遷、環境污染等利益沖突引發的群體事件占80%以上。不能共享改革所帶來的紅利，還要受害，由此引起社會和人民的不滿。而官員的腐敗、權力尋租等問題加速了社會利益的分化，民主法治進程的滯后，使得人民主體的潛在預期不斷在削弱。溫州近些年出現的資本外逃現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改革的確已經處于不進則退的攻堅階段。
從改革進程看，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全面深化改革就必定要觸動原有的利益格局，但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通過漸進式、增量式、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徑，使我國的改革紅利得到極大釋放。在改革起步階段，由于改革帶有“普惠式”，改革普遍受益。新一輪改革已經越過了“帕累托改進”階段，各方面普遍受益和廣為受益的改革越來越少，達成改革共識的難度進一步加大。當時那些繞過去的和放在一邊的矛盾和問題并不會因此而消失，相反可能隨著改革推進而成為繞不過去的“攔路虎”。今天，這些累積的矛盾和問題，已經直接擺在我們面前，躲不開也繞不過。換句話說，改革已進入深水區，進入攻堅階段，改革的艱巨性、復雜性和縱深性在加強。
從改革動力看，形成合力難度加大。要推動改革，就必定需要付出代價，而作為改革的組織者、推動者的各個部門、區域等，自身也就成了改革的對象，自己改革自己，甚至在改革過程中必須大幅度放棄自身的權力和利益，如果沒有壯士割腕的政治勇氣，改革就很難進一步推進。同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博弈在加劇，這就為深化改革增加了復雜性，改革共識和改革合力形成的難度就會加大。比如，我國當前的經濟結構調整、行政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等，就涉及到“條條框框”的各方利益，使得改革難以有效推進。這也表明，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來打好改革開放這場“攻堅戰”。
從改革領域看，重要改革依然滯后。盡管通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一些方面的改革已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但市場化導向的改革并沒有徹底完成，很多改革措施還沒有落到實處。以新型城鎮化為核心的土地制度、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投融資體制等領域的配套性改革還處于起步階段，需要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最大限度地釋放城鎮化紅利。此外，政府部門對微觀主體經濟活動的干預仍然較多，行政性審批方式在資源配置方面還占據很大地位，法治型政府和服務型政府還沒有真正地建立起來。國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收入分配體制等重要改革環節，依然與預期的改革目標有較遠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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