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建議，公開“三公經費”可以通過預算法的修訂，對其進行剛性要求
中央部門今年“三公經費”公開已近尾聲，在公開這一做法獲得一致肯定的同時，公布內容不夠細致、公布標準不一等，導致公眾對數字“霧里看花”，不知道這些數字花費是否合理。那么，“三公”公開該如何改進呢？記者就此采訪了中央財經大學財政學院教授曾康華。
如何看公開？
公開就是很大的進步
新京報：距離國務院要求公開“三公經費”已有1個月，但依然有10多個部門未公布，怎么看？
曾康華：今年是“三公經費”公開第一年，已經有近90個部門公布了，這應該說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總體上應予以肯定。從整體上看，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有積極意義。
從公開進度來看，距今尚未公布的部門，也可能存在部門過于謹慎的情況。因為此前公布的一些數據，引起公眾關注的同時，也有質疑。同時，對此項工作的重視方面，可能也需要一個認識過程。
如何看數據？
需結合單位性質來衡量
新京報：從現有公開數據看，是否存在一些問題？
曾康華：看部門公開的絕對數字，這個并不是很科學。因為每個部門職能、人員都不一樣，所以肯定會有差距。我們不能拿一個幾十人的單位和一個幾千人的單位，做純粹數字上的對比。比如，之前國稅系統公布的“三公經費”達到20多億元，引來了很多的質疑。事實上，他們實行的是垂直系統的管理，從上到下這么大個系統，這筆費用平均下來，其實并不多。相反，一些小部門幾千萬元的“三公經費”，平均下來可能更多一些。
新京報：事實上，一些比較少的數字，也受到質疑。比如住建部26萬元的接待費，很多網友認為不可能。
曾康華：這種少的，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這次公布的是財政支出中的“三公經費”，但很多部門非財政撥款其實是很大一筆收入，這里面可能涵蓋了很多“三公經費”。與之同時，權力部門在轉嫁“三公經費”方面會比較多，特別是向所管轄的企業和下級單位轉嫁，這樣的情況大量存在。所以，真正意義的“三公經費”，如果都算上的話，可能公布的數字就大大低估了真實的情況。
新京報：這些數字并不能真實反映“三公”消費？
曾康華：應該說，這只是公布的很籠統的一個數據，不可避免在統計過程中，有意或無意遺漏。同時，從統計學上講，也必然存在一些誤差。以GDP為例，各個省的GDP總和相加，有時候比全國的數字要大出一兩萬億。
新京報：“三公”公開也有受到表揚的單位，比如審計署。
曾康華：審計署公開了公車數量、每輛車的運行費等，值得稱贊。這其實跟自身職責有關，作為審查別人的機構，這決定了它需要做出一個表率和示范。當然，其他部委應該向其學習。
新京報：從公布的數據看，公車支出占了絕大部分。這三項支出到底占什么比重合適？
曾康華：從歷年的調研來看，公車支出占“三公經費”2/3左右，基本上都是這樣一個比例。但到具體單位，則跟其性質有關。比如水利部，其公車支出就高，但出國經費就低；商務部，出國經費則比較高。因此，不能單純以數字的高低和比例來看，還要結合單位的工作性質對比才有意義。
同時，各項支出是否合理，還要看全國平均水平。比如公務接待，上海、北京就會比西部城市要高。這些支出應該是什么樣的比例才合理，現在很難下結論。中國的信息公開才剛起步，公布的內容有限，下結論為時尚早。
公眾如何監督？
今后可監督增幅合理性
新京報：有網友說，公開的目的是為了監督，但公布的數據，達不到監督的目的。
曾康華：首先，這些部門能夠把這些數據拿出來，雖然可能存在水分，但還是基本能反映真實情況。從數學意義上講，數據完全真實是比較難的。比如一些單位，可能將“三公經費”開到辦公用品里，這樣的情況肯定存在。這是財務制度方面需要加強的。
但我們不能就此否認公開這件事情。既然一個部門能公開這個數字，說明不會特別離譜。今年公開的是一個基數，今后會逐年公開，其數據是否在合理范圍內增長，公眾是可以比較的。如果大增大減，勢必就存在問題。
新京報：今后，此項工作還能怎么改進？
曾康華：未來“三公”公開，需要有一個更明確的界定，以及更規范的統計口徑和統計范圍。“三公經費”到底涵蓋哪些部分，要逐步細化，并把信息盡可能地詳細公布。但詳細到什么程度，還需要不斷努力。
新京報：公眾監督，對此項工作能起到多大推動作用？
曾康華：我覺得從兩方面理解。目前很多政府公開的內容，一旦出現在網上，輿論監督的力量就顯現出來。這在10多年前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說，現在監督渠道多了，對工作本身是個推動。
但同時，如果想僅僅靠網絡、靠公眾就能監督政府，這是一個妄想。鑒于信息不對稱等諸多因素，公眾監督只能發揮一定的作用，比較有限。總的來說，要推動政府各項工作，還是需要制度化，落實到制度層面，就要容易多了。比如就“三公經費”的公開，可以通過預算法的修訂，對其進行剛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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