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 趙乃育 作
今年的畢業季，注定將在糾結中度過。一邊是全國高校畢業生達699萬人，比2012年增加19萬，刷新紀錄；一邊是計劃招聘崗位數的下降——據2月初對近500家用人單位的統計，今年計劃招聘崗位數同比平均降幅約為15%……因此，人們無奈地將2013年稱作史上“最難就業年”。
轉變就業思維
高國春
分析大學生就業難的原因是復雜而多方面的，但在筆者看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就業觀念太陳舊。有的大學生受“寧要大城市一張床，不要西部一套房”的偏執就業觀念影響，就業只盯著北上廣等一線大城市而去；有的呢，目標又只鎖定公務員、事業單位，非公務員不考，非事業編不要；有的，則只愿意去央企、外企，至于中、小民營企業，則是看都不愿多看一眼。
“人往高處走”是人的一種本能，想找個好單位、好工作的心情也可以理解，但問題在于，凡事都要從實際出發，畢竟好單位有限，好工作亦然。既然工作難找，我們無法改變外在的環境，那么，是否可以嘗試一下改造改造自我的心理環境呢？國外大學生的就業觀念就值得學習借鑒。巴西大學畢業生近年來增長速度也十分迅猛，但他們普遍認為，不管對工作滿意與否，都要先干起來，逐步積累工作經驗。印度高校的畢業生只有10%的人能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他們當中除了部分人決定考研究生繼續深造外，絕大多數人迫于生活壓力不得不調整心理預期，一些學生甚至放棄專長去做一些根本不需要高學歷的工作，社會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售票員、大學生司機等。事實上，大學生若能不拘一格地去謀職從業就會發現，其實外面的天地非常廣闊。
思路決定出路。面對巨大的就業壓力，大學生應該深刻反思，轉變就業思路，放低姿態求職就業，樹立靈活務實的就業觀。相信有了如此心態，不愁找不到出路。
破題寬進嚴出
王文武
每年，國家都在為解決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問題出臺各種措施，給予推動促進，但大學生就業形勢依然十分嚴峻。
大學擴招、教育產業化等高校的“跨越式發展”令很多人亢奮，也使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目標得到一定程度的實現。可是，如此教育模式，也造成了一些后遺癥：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培養的人才素質偏低、“寬進寬出”的教學體系成為就業瓶頸……總之，就是后續工作沒跟上，顧前不顧后，造成當今社會一些新的社會矛盾的產生。比如大學生生存能力低下，社會不重視大學生等。可以說，現行的大學，幾近成了大學生“批發”基地，高不成低不就的大學畢業生比比皆是。
從目前的高等教育和就業形勢來看，一方面很多企業面臨“招工難”，而大多數大學生卻找不到工作；一方面很多學校“招生難”，而大多數家長卻帶著孩子“擠名校”；一方面教育師資力量不夠，而多數高校仍在拼命擴招；一方面教育的硬件設施不夠，而很多學校仍在大規模建分校、建獨立學院；一方面教育教學水平不夠，仍源源不斷地向社會輸送所謂“高素質人才”……歸根結底，我們常喊的素質教育機制還不成熟，縱觀全局的遠見還不到位，處理就業矛盾的謀略還不理想。
因此，要變“寬進寬出”的大學教育方式為“寬進嚴出”，甚至是“嚴進嚴出”，專業及綜合技能不合格的，發肄業證書，引導畢業學生就業眼光低一點；品學兼優的發畢業證書，引導他們充實到好的工作崗位。要加強幼教老師、農村教師和城鎮非重點教育機構人才的培養，加大基層基礎教育教學條件的改善力度，解決“重點”、“優秀”學校的師資瓶頸。與此同時，引導家長、學生、教師轉變觀念，并采取一些鼓勵、補助措施，讓浮躁的作風遠離教育。
向關系網說不
張玉勝
日前，在媒體針對“史上最難就業年”進行的一份調查問卷中，“找工作是否動用過關系”一項，成了受訪者頗為關注的焦點。沒有“關系”的應屆生該如何尋出路？一名負責就業輔導工作的老師表示，學校應根據學生意愿，建議部分缺乏“關系”的應屆生到二三線城市去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鼓勵大學生到二三線城市實現自己人生價值，不失為頗具現實性和前瞻性的就業招數。但這位輔導老師把“無關系”應屆畢業生作為此舉的行為對象，卻著實有失公允。畢竟，讓“無關系者”到二三線城市就業的建議，不過是一個有悖公平正義、經不起常理推敲的偽命題。因為，從憑實力證明的角度考量，“天生我材必有用”，大學生求職應當“哪里需要哪里去”；而以靠“關系”發展的思路謀慮，“拼爹”已成社會潛規則，大學生就業則應當尋“人脈”而去，“關系場”即“職場”；而更趨客觀與合理的應該是，包括“沒‘關系’應去二三線城市”、“二三線城市也‘拼爹’”和“有‘關系’也會選二三線城市”等的多重解讀，這位輔導老師的建議也并未窮盡各種可能性。
事實上，剖析大學生“就業難”現象，無論是動用“關系”的“被就業”，還是“關系”缺乏的“被擠掉”，都不外客觀與人為兩方面的誘因：一是由供求關系失衡、就業資源短缺導致的僧多粥少；二是由暗箱操作和“拼爹”游戲助推的不平等競爭。基于國人素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常識性共識，緩解“就業難”必須致力于對“患寡”與“患均”的雙向破題，即在努力發展經濟、優化資源配置、創造就業機會的同時，鼓勵人們敢于和善于對“關系網”和“拼爹”說不。
“關系網”既有悖法度規則，更沖擊公序良俗，破除“關系網”已成維護制度尊嚴、彰顯公平正義的民眾訴求和大勢所趨。欲破“就業難”先破“關系網”，只有將求職謀業置于充分自由競爭的平等環境，大學生才能真正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形成多方合力
程思明
每年一到畢業季，圍繞著“招工難”和“就業難”的話題，幾乎總是以媒體集中報道的方式呈現在公眾面前。實際上，在今天看來，企業“招工難”和學生“就業難”的并存，有著復雜而深刻的原因。一方面，高等教育持續大規模擴招進一步加劇了人才過剩；而另一方面，企業的轉型滯后等因素也讓招工陷入了窘境。除此之外，因勞資雙方對于勞動力流向變化、供求雙方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供需“剪刀差”，顯然才是目前“招工難”和“就業難”所面臨的最主要因素。
這幾種因素有必要引起人們的深切思考，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目前一些企業所面臨的“招工難”，是相對于過去勞動力廉價供給的時期而言的。隨著中國經濟社會不斷發展，此前這種以吸納廉價勞動力為主導的發展模式顯然已經滯后。在此背景之下，民營企業首先需要從相對落后的生產管理方式進行改進，以吸納更多的勞動者，才能有助于緩解“招工難”的尷尬。而改進的方法，顯然不能再局限于“爭先曬福利”，更應從醫保、養老等社會保障的改革完善著手，以破解目前勞動力市場所出現的結構性失衡矛盾。當然，除了依賴于市場本身的調節，也還要通過政府部門的支持和介入，方才能化解這對矛盾。
“史上最難就業年”的出現并非偶然，它似乎已經觸及到了轉型時期中國所面臨的諸多問題，但這看似面臨危機的背后，也反映出中小企業的轉型機遇和勞動者素質提升的現實。理應看到，大學生從那種過去僅僅滿足于工資，再到今天把企業是否有發展前景和上升空間，視為求職選項的改變過程，也讓我們看到當前大學生求職者前景意識、平等意識及法制意識的提高。相信隨著政府相關部門對勞動力供求變化信息的公示和企業成功的轉型升級，憑借著市場這一有效杠桿，這種在當前普遍存在的“招工難”和 “就業難”也會成為過去式。
遏制潛規則
李英鋒
謝強（化名）是江西某大學哲學專業的畢業生。5月初，謝強如愿找到了一家單位，簽了就業三方協議書，作為預備黨員，謝強還被學院分配了一個硬性任務：督促、幫助同寢室的其他人盡快與用人單位簽訂就業三方協議書。謝強和他的同學們早就被告知，如果在論文答辯之前還沒有交上就業協議，就不允許參加第一輪論文答辯。（5月27日《中國青年報》）
按照邏輯順序，高校學生應該是先畢業再就業，而這所大學卻把就業設定成了畢業的前置門檻。參加論文答辯是畢業的必經程序，學生不能參加論文答辯就不能順利畢業，這可真是咄咄怪事。媒體將這種現象稱為高校“潛規則”畢業生。
高校為了教育政績，為了面子、利益，以不允許參加論文答辯、不給畢業證等手段“督促”學生就業，純屬形式上的揠苗助長，只會迫使不少暫時沒有真正獲得就業機會的學生弄虛作假，蒙混過關。同時，這種行為無異于給學生的就業率數據摻水。
高校要提高畢業生的就業率，關鍵在于練好內功，按照就業需求科學設置和調整專業，在此基礎上，加強管理，提升教學質量，培養更多的高素質人才。當然，高校也應該采取各種方式給畢業生提供就業指導和服務，搭建就業雙向選擇的平臺，向用人單位積極推薦畢業生。如果高校下的真功夫不夠，只追求表面的學生就業率，只想著在畢業季臨時抱佛腳，那么，得出的必然是自欺欺人的結果，對于學校、學生、用人單位，都是一種敷衍行為。
2011年6月10日，教育部辦公廳就下發通知，不準將畢業證書、學位證書發放與畢業生簽約掛鉤。顯然，將論文答辯與就業掛鉤近似于或等同于將畢業證書發放與就業掛鉤，也在教育部禁止的范圍之內。眼下，又到畢業季，希望各高校能夠以實事求是的心態來面對學生的就業率，能夠嚴格自律，嚴格執行教育部之前的通知，不給學生們施加任何被動就業的壓力或是設定任何莫須有的畢業門檻。而教育部門也應該加強對高校的檢查，敞開學生投訴渠道，對把就業當成畢業前置門檻的高校予以必要的懲戒，并嚴格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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