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毛澤東為反對當時中國工農紅軍的教條主義思想而撰寫了《調查工作》一文。1961年3月11日，毛澤東把題目改為《關于調查工作》。圖為1961年毛澤東修改過的《關于調查工作》。

鄧小平為中央工作會議撰寫的提綱。

　　中國共產黨在其領導中國革命與建設的過程中，十分注重科學的領導方法的總結和運用。為此，毛澤東把“方法”比喻為“橋或船”，說：“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之后，中共中央還發布了《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等文件，要求廣大干部“必須廣泛地深入地提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指出：“我黨一切領導同志必須隨時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同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相對立，而以前者克服后者。”回顧中國共產黨95年的發展歷史，有以下領導方法值得我們借鑒。

　　密切聯系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也是一切領導干部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就是說，作為領導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這就意味著，每位領導干部只有心里裝著人民，密切聯系群眾，處處關心人民群眾的生活，以人民滿意不滿意作為自己成績的重要評價標準，那么，他的領導方法才能稱之為是積極成功的。正因為如此，從民主革命時期起，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就把密切聯系群眾、關心群眾生活作為自己領導工作的重點，認為對于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群眾的生活問題，“一點也不能疏忽，一點也不能看輕”。對此，毛澤東曾反復強調，指出：“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毛澤東提出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中共七大則將“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確定為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之一，并認為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也是我們黨的根本的組織路線”。

　　新中國成立后，密切聯系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成為黨在全國執政后的基本領導方法。為此，中共八大指出：“黨的領導工作能否保持正確，決定于它能否采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方法。”改革開放后，黨的建設工作千頭萬緒，密切聯系群眾，依然是“最根本的一條”。它不僅是黨“根本的工作路線”，而且是黨“根本的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2004年，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則明確將“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證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作為執政黨建設的重要目標提出來，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2009年，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重申“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并號召全黨“大興密切聯系群眾之風”。中共十八大以后，隨著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開展，貫徹執行群眾路線成為干部領導工作的重中之重。為此，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黨要繼續經受住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就必須始終密切聯系群眾。”他認為，“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和建議，及時總結群眾創造的新鮮經驗，充分調動群眾推進改革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把最廣大人民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來。”為了體現人民群眾的利益，他還要求：“推進任何一項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場上把握和處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問題，都要從人民利益出發謀劃改革思路，制定改革舉措。”的確，任何時候，我們都應該密切聯系群眾，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將其視為根本的領導方法。

　　實行民主集中制，廣開言路，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民主集中制，是“領導班子的根本工作制度，是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無論是民主革命時期，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不斷克服困難，渡過重重難關，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民主集中制的保障。黨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辯證統一，它既充分發揚民主，為民主決策、科學決策提供了基礎，又實行正確集中，為黨的決議、政策的形成和貫徹落實提供了制度依據，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鮮明特點。“執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則很關鍵”。作為領導干部，在實際工作中毫不懈怠地堅持民主集中制，是其必須承擔的責任，也是一種重要的領導方法。

　　回顧黨的歷史，民主集中制的貫徹執行總體上是比較嚴格的，但是，也存在一些問題：“既有發揚民主不夠導致的主要領導獨斷專行的問題，也有正確集中不夠造成的領導班子軟弱無力的問題，相對來說，前者更為突出一些。”鑒于在民主集中制的貫徹執行過程中，比較突出的存在“民主發揚不夠”的問題，甚至有時候“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因此，主要領導干部在決策的過程中，能否廣開言路、集思廣益，能否做到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就顯得尤為重要。為了使廣大干部養成民主的作風，毛澤東提出過很多有益的建議。他認為，各級領導干部，有責任聽別人的話，應該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兩條原則。他說：“我們不怕人家批評，我們是批不倒的，就是犯過路線錯誤的也不怕批評，也是批不倒的，只要有改正錯誤這一條就行。愈是不怕人家批評，愈是敢讓人家講話，給人家講話的機會，人家的批評可能會愈少。”鄧小平也主張廣開言路，指出：“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現在黨內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這是對長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種懲罰。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小道消息就少了，無政府主義就比較容易克服。”由此可見，能否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關鍵在于主要領導干部是否有容納批評意見的氣量。只有“廣開言路，打開窗戶”，廣泛聽取各種意見，集思廣益，才有可能進行科學正確的決策，就像開“政治工廠”，“原料貧乏制造出的東西就不像樣子，所以我們要收集原料。打開窗戶就使原料有來源。”

　　除了廣開言路，集思廣益，領導干部還要積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們黨能夠依靠自身力量解決自身問題，靠的就是批評和自我批評。”正確的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不僅有利于修正錯誤，防微杜漸，而且還容易形成民主氣氛，從而團結更多的人。延安時期，有些領導干部對于下級的批評，表示無法理解和接受，毛澤東對此進行了深入分析，語重心長地說：“下級對你們有意見，讓他們統統講出來，他們窩在心里的怨氣吐完了，心情就舒暢了。你們把架子放下來，從實地向群眾檢討反省一番，上下級之間的關系就改善了。內部就更加團結了。”中共十八大后，習近平也多次強調“以整風精神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認為：“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是增強黨組織戰斗力、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有效武器。”的確，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面對各種批評，領導干部如果能真正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深刻剖析和檢查自己，開展誠懇的互相批評，觸及思想和靈魂，那么，其領導水平及其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無疑都會有一個大的提升。

　　深入調查研究，了解實際情況，進行科學決策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是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提出的。文中，毛澤東認為“調查就是解決問題”，“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延安整風開始后，毛澤東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中，再次強調了調查研究的重要性，指出：“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陳云等老一代革命家更是注重調查研究，要求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認為“調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根本方法”，“應該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去弄清楚情況，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來決定政策”，呼吁“調查研究，實事求是”，“調查研究要有理論指導”，“要踏踏實實地、不抱成見地去做調查研究”等。這都有力推動了調查研究方法的貫徹落實。改革開放后，調查研究的領導方法被廣泛應用于各個決策環節，成為科學執政的重要體現。在此基礎上，我們黨在實踐中又進一步豐富了調查研究的方法和理論，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決策權”；“調查研究是做好領導工作的一項基本功”；“調查研究不僅是一種工作方法，而且是關系黨和人民事業得失成敗的大問題。”

　　開展調查研究的方法很多，其中，有幾個方面至為關鍵，不容忽視。一是調查研究不要先入為主，本末倒置，而是應該先調查研究，然后再下結論，即“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只有蠢人，才是他一個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調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辦法’，‘打主意’。須知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辦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二是調查研究一定要領導干部親力親為，不能委托他人代替，也就是說，“凡擔負指導工作的人，從鄉政府主席到全國中央政府主席，從大隊長到總司令，從支部書記到總書記，一定都要親身從事社會經濟的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這主要是因為直接與基層干部群眾接觸，“面對面地了解情況和商討問題，對領導干部在認識上和感受上所起的作用和間接聽匯報、看材料是不同的。”三是調查研究時，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切實抱著學習的態度去了解情況。如果調查研究時，“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同樣，如果調查研究只是走過場，只看“盆景式”典型，“滿足于聽聽、轉轉、看看，蜻蜓點水、淺嘗輒止”，那么非但起不到好的作用，而且會“嚴重影響決策的科學性，妨礙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也損害領導機關、領導干部的形象。”所有這些都是調查研究過程中應該注意的。只有進行了深入的正確的調查研究，才有可能進行科學的決策。

　　統籌全局，抓緊中心工作，學會“彈鋼琴”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一個領導干部無論從事哪方面工作，心中時刻都應該具有全局觀念，明了自己所領導的各項工作在全局工作中處于什么位置、發揮什么作用，分清主次，唯有如此，才能使自己的工作對全局工作產生積極正面的作用。對此，毛澤東曾進行過十分精辟的論述，認為“統籌全局”不只是領導方法問題，而且也是一種領導藝術，指出：“領導人員依照每一具體地區的歷史條件和環境條件，統籌全局，正確地決定每一時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這種決定堅持地貫徹下去，務必得到一定的結果，這是一種領導藝術。”鄧小平也要求領導者“要從大局看問題，放眼世界，放眼未來，也放眼當前，放眼一切方面。”江澤民則把胸懷大局、“堅持以大局為重”，確定為“黨對各級領導干部的基本要求”。中共十八大后，習近平更是強調領導干部要有全局意識，說：“大家來自不同部門和單位，都要從全局看問題，首先要看提出的重大改革舉措是否符合全局需要，是否有利于黨和國家事業長遠發展。要真正向前展望、超前思維、提前謀局。只有這樣，最后形成的文件才能真正符合黨和人民事業發展要求。”可見，具有全局意識，具備統籌全局能力，是一個領導干部應有的必備素質。

　　由于“在任何一個地區內，不能同時有許多中心工作”，因此，領導干部要做到統籌全局、有所作為，僅有全局意識還是不夠的，還應該既能找準、抓緊中心工作，又能很好兼顧其它工作。也就是說，要學會統籌兼顧。毛澤東曾形象地將這種“抓緊中心工作，又要圍繞中心工作而同時開展其它方面的工作”的方法比喻為“彈鋼琴”，說：“我們現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軍、各部門的工作，都要照顧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問題而把別的丟掉。凡是有問題的地方都要點一下，這個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鋼琴有人彈得好，有人彈得不好，這兩種人彈出來的調子差別很大。黨委的同志必須學好‘彈鋼琴’。”在毛澤東看來，“彈鋼琴”方法的關鍵是緊緊抓緊中心工作或主要工作不放松。他認為：“什么東西只有抓得很緊，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緊，等于不抓”，“我們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緊，所以工作還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緊也不行。”對于做事毫無重點的方法，毛澤東是堅決反對的，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形勢復雜，頭緒繁多，他提出“不要四面出擊”、“不要多端寡要”、“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要抓住主要矛盾、突出工作重點。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強調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工作的同時，并沒有忽視對其它工作的關注，而是相應地提出了“統籌兼顧”、“四面八方”的方法。這些都是毛澤東倡導的“彈鋼琴”的領導方法的主要內容。

　　當前，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已經進入攻堅克難階段，在這種情況下，統籌全局，抓住中心工作，學會“彈鋼琴”，對于一個領導干部尤為必要。這樣既有利于形成全國一盤棋的局面，又有利于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對于推動主要工作的完成必不可少。關于這一點，習近平總書記進行過專門論述。他認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在這個過程中，既要“統籌謀劃深化改革各個方面、各個層次、各個要素，注重推動各項改革互相促進、良性互動、協同配合”，又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重要領域和關鍵關節，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標相結合、漸進和突破相銜接，實現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統一。”倘若各級干部都能按照這一要求學會“彈鋼琴”的方法，在各自實際工作中切實能做到顧全大局、抓緊中心、統籌兼顧，那么，改革過程中即使面臨再大的困難也是能夠克服的。這是改革現實對科學領導方法的呼喚和要求。

　　總之，中國共產黨在95年的發展歷程中，積累了豐富的領導經驗，形成了許多行之有效的領導方法。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一方面要繼承和發揚這些好的領導方法與優良傳統，使之發揮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緊隨時代發展，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大膽創新，及時發現并總結出新的科學的領導方法。唯有如此，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才會更加穩固，中華民族復興目標的實現才會更加接近，指日可待。

　　（張衛波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部教授）

　　經典案例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1960年夏，因廬山會議后“反右傾”、“共產風”抬頭，農業大幅度減產。而大躍進運動造成的問題也逐漸暴露。中央領導們急需一個改善的根本辦法。12月24日召開的北京工作會議和1月14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要求，還提出1961年要成為“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

　　八屆九中全會閉幕后，毛澤東率先身體力行，派出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三位秘書各帶一個調查組，分赴浙江、湖南、廣東農村調查，各調查一個最壞的生產隊和一個最好的生產隊，為期10天至15天。

　　1月26日，毛澤東乘火車離開北京前往廣州，沿途聽取了河北、山東等七個省委和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三個調查組組長的匯報，還同一些縣委書記談話。此后，胡喬木執筆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一封信》，要求“把深入基層，蹲下來，親身進行有系統的典型調查，每年一定要有幾次，當作領導工作的首要任務，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風氣”。此后，中央領導分赴各地進行調查研究。

　　劉少奇在湖南長沙縣廣福公社天華大隊和寧鄉縣花明樓公社炭子沖大隊進行了44天的調查。在天華大隊，他用化名和“分隊長”的公開身份，住在養豬場。

　　與此同時，中央新派出了大批調查組。當時的情況使調查研究具有了無可比擬的重要性。正如毛澤東所說：“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

　　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堪稱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領導制度的典范。會議由華國鋒主持，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等出席，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各大軍區和中央各部門的主要負責同志共212人參加會議。

　　會議進程中，兩次突破原定議題對有關問題進行熱議。第一次會議安排討論工作重點轉移和有關農業問題的兩個文件時，討論剛開始，譚震林就提出要為天安門事件、“二月逆流”、“百萬雄師”等一些歷史問題平反。陳云在12日的發言中，提出要重新評定陶鑄、彭德懷等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等六條意見。他的發言受到與會者熱烈響應，于是各組發言的重點都集中到平反冤假錯案問題，以及黨和國家的民主法治問題上。粟裕講，“四人幫”長期凌駕于黨和人民之上，是一個嚴重的歷史教訓，其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民主生活不正常，批評只能是上級對下級或平級之間，下級不能或不敢批評上級。譚震林說，一個領導人，如果人家講了不同意他意見的話就叫反他，那還有什么民主集中制。張愛萍說，在悼念周總理問題上，“四人幫”的無理意見怎么能在政治局通過？讓多數服從少數，這不正常，是嚴重教訓。于光遠在和別人的聯合發言中提出：民主不是恩賜的，恩賜的民主是靠不住的。

　　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根據與會者的強烈要求，及時就平反冤假錯案問題進行討論并作出決定。決定今后不再設專案組，黨內的交紀委，涉及司法的交由司法機關辦理。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成為熱點后，政治局特別是華國鋒并未因其未列入會議日程而阻止討論，依然鼓勵大家暢所欲言。鄧小平、葉劍英、華國鋒三人在閉幕會上的講話就此進行了總結。

　　（以上參考韓光宇：《黨史上貫徹民主集中制的會議典范》；山旭：《影響中國的三次調查研究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