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十四日，周恩來到河北邯鄲、武安等地調研。圖為周恩來坐在門檻上和農村社員交談

　　中國共產黨成立95年來，先后經歷了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時期，取得了創建國家、治理國家，執政為民、服務社會的光輝業績。黨所取得的這些成就，離不開群眾路線。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根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創立和不斷發展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中國化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群眾是社會主體和歷史創造者的理論做出的創新和重大發展。在當前全黨開展全面從嚴治黨推進黨的建設新階段，全面把握黨的群眾路線的提出、形成和發展的進程，從中得出有益的認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群眾路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提出與形成

　　群眾路線這個概念，最早出現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1928年至1929年間。1928年7月，黨的六大通過的決議案指出，“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同年10月，李立三根據六大路線同江浙地區負責人談話時，首先提出了“群眾路線”概念。他說：“在總的爭取群眾路線之(下)，需要竭最大努力到下層群眾中去。”此后，周恩來于1929年9月28日主持所寫的《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中，專門用了“紅軍與群眾”一節的篇幅，論述了包括軍隊在內的黨和群眾的關系問題。指示信指出：“黨的指導絕不要忽略群眾日常生活上許多未解決的問題。”應該“從群眾日常生活斗爭引導到政治斗爭以至武裝斗爭。這種斗爭才是群眾本身所需要的……才會團結廣大群眾在黨的周圍。”同年12月，毛澤東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決議》中指出：“一切工作在黨的討論和決議之后，再經過群眾路線去執行。”

　　進入20世紀30年代以后，毛澤東更加注重群眾路線問題。1933年6月，毛澤東在《查田運動的群眾工作》中指出：“只有……動員廣大群眾，才能使查田運動得到完滿的成功。一切不做宣傳或宣傳不正確、不認真、不普遍，查階級、通過階級與沒收分配不按階級路線與群眾路線，不得群眾贊助與同意，都不能使查田運動收到成績，反會使群眾不滿，阻礙查田運動的進行。”1933年8月，毛澤東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做了《必須注意經濟工作》的報告，提出一定要“從組織上動員群眾”。1934年1月，黨在江西瑞金召開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毛澤東在會上做了《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報告，指出：“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要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這些論述都強調了，黨的組織和黨的干部一定要關心群眾，依靠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群眾就會毫無保留地支持我們黨。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延安開展了著名的整風運動，在全黨掀起了大規模的反對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斗爭。1943年6月，黨中央通過了毛澤東撰寫的《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領導方法，即“一般和個別相結合”、“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方法，是同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相對立的，必須用前者去克服后者。毛澤東還把黨的群眾路線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有機統一起來，深刻闡述了群眾路線的哲學思想基礎，表明黨的群眾路線在此時已經形成。

　　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作了《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更為系統地闡述了黨的群眾路線的問題。他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5月，劉少奇在黨的七大上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又專門講解了黨的群眾路線問題。他指出，“黨的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也是我們黨的根本的組織路線。”它是和“一切剝削階級對待人民群眾的觀點及其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根本不相同的黨的階級路線、思想路線。”上述毛澤東和劉少奇的論述，表明黨的群眾路線此時已經成熟。

　　群眾路線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發展和挫折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由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進入社會主義建設階段，黨的群眾路線也由革命時期進入執政時期。最早注意到這一根本變化的是1956年召開的黨的八大。鄧小平在《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已經是執政的黨，已經在全部國家工作中居于領導地位。黨的組織分布到全國每一個城鎮和縣區，每一個重要的企業，并且分布到各個民族。”鄧小平分析了在執政時期貫徹執行群眾路線面臨著兩種嚴重情況，一是官僚主義，二是宗派主義。鄧小平還論述了貫徹執行群眾路線的具體措施，如強調必須在黨的教育系統中著重進行黨的群眾路線的教育，各地區各部門黨的組織每隔一定時期，對全體黨員進行一次工作作風的整頓，特別著重檢查群眾路線的執行情況，等等。

　　黨的八大之后，全國掀起了向科學技術進軍、向工業化進軍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探討了社會主義企業管理的問題，“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毛澤東強調今后工業建設和工廠管理應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

　　與此同時，1960年3月30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反對官僚主義，克服“五多五少”》的黨內指示中指出官僚主義的突出表現，即“五多五少”。就是說，會議多，聯系群眾少；文件、報表多，經驗總結少；人們蹲在機關多，認真調查研究少；事務多，學習少；一般號召多，細致地組織工作少，并號召全黨黨員要克服這些官僚主義現象。毛澤東肯定了山東歷城縣關于干部與群眾實行“三同”的經驗和做法。1965年1月15日，毛澤東指出，“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做資產階級打倒。”

　　毛澤東在對群眾路線的實踐形式進行不斷總結提煉的基礎上，理論上的思考也更為深刻。1962年1月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指出：“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個群眾路線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領導同群眾相結合。”毛澤東認為，民主集中制“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過程，事實上就是黨的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再到群眾中去”的具體體現，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就是群眾路線的方法。民主集中制的過程和群眾路線的過程高度一致，完美契合。

　　由上可知，當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后，毛澤東根據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群眾經驗總結提出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和“三同”的重要實踐形式，以及他在理論上提出的“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個群眾路線的方法”的重要觀點，都使我們對黨的群眾路線的認識和應用，達到了全新的高度，進入了全新的境界。

　　然而，不幸的是，隨著20世紀50年代后期黨內“左”傾思潮和“左”傾路線的興起，群眾路線一方面在繼續有所發展的同時，另一方面也被錯誤地用來搞階級斗爭、發動政治運動，成為群眾斗群眾，特別是群眾斗領導的工具。“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打的是直接依靠群眾、實行群眾路線的旗號，實際上偏離了正確的軌道，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使黨的群眾路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壞和極為嚴重的挫折。

　　群眾路線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的進展和提升

　　粉碎“四人幫”和“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使我國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作為新時期改革開放標志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其《公報》里明確地對如何貫徹執行群眾路線，提出了三個重要論斷。一是要給予群眾路線充分的恢復和發揚。二是強調新時期發展群眾路線的重點就在于發展民主。三是發展群眾路線是實現新時期總任務的根本保證。《公報》指出：“繼續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群眾路線，既勇于創造新的經驗，又保持謙虛謹慎的態度，充分調查研究，實行精心指導……就一定能夠加快實現新時期的總任務，任何困難都不能阻止黨和人民的勝利前進。”

　　三中全會之后，為了系統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1981年6月，黨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對群眾路線給予高度的評價，把它作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方面之一，是對馬列主義的重大發展。《決議》在總結幾十年歷史實踐的基礎上，科學地闡述了群眾路線的基本內涵：“群眾路線，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必須“實行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把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化為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在群眾的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如此循環往復，使領導的認識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概括起來，群眾路線就是“兩個一切，并要有一個‘來’和一個‘去’；兩個結合，并要有一個‘集中’和一個‘堅持’”。《決議》還強調了堅持群眾路線的重要性和意義，“黨是階級的先進部隊，黨是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奮斗的，但是黨永遠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離開人民，黨的一切斗爭和理想不但都會落空，而且都要變得毫無意義。我們黨要堅持革命，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就必須堅持群眾路線。”

　　1990年3月，黨的十三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這個《決定》強調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都要在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中，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積極疏通和拓寬黨和人民群眾聯系的渠道。”提出了在黨內普遍深入地進行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和黨的群眾路線的再教育，要樹立六個群眾觀點，即“要牢固樹立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向人民群眾學習的觀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干部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觀點，對黨負責與對人民負責相一致的觀點，黨要依靠群眾又要教育和引導群眾前進的觀點。”2010年后，中央又提出和增加了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觀點，群眾利益無小事的觀點，這些重要觀點是對劉少奇自七大提出的群眾觀點的新發展。2013年3月至2014年9月，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全黨組織開展了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進一步解決了在新形勢下如何發展和鞏固黨的群眾路線的問題。

　　顯而易見，從黨的十四大到黨的十八大以來，在20多年的時間里，黨的群眾路線無論是在理論方面還是在實踐方面，都得到了不斷的提升和拓展。

　　群眾路線的若干基本認識

　　以上，本文對95年來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到改革開放新時期黨的群眾路線的形成和發展，做了認真的、全面的回顧。那么，從中我們應該得出怎樣的基本認識呢？

　　第一，中國共產黨提出群眾路線究竟為了誰？中國共產黨提出群眾路線，不是為了自己，也不是為了少數人，而是為了絕大多數的人，為了人民群眾，也即為民。中國共產黨認為，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事業，是解放全人類的事業，是千千萬萬人民群眾的事業，是為了達到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要實現這樣的偉大事業，共產黨只有通過深入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才能做到。人民群眾的利益和為人民服務，既構成共產黨的出發點，也構成共產黨的歸宿。

　　第二，中國共產黨通過群眾路線怎樣才能做到為民？中國共產黨提出群眾路線，就是為了要認真地、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群眾路線。要認真地、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群眾路線，就必須說實話、議實情、干實事，也即一定要務實。務實，既要操務群眾的大事，也要操務群眾的小事。對于抓好群眾的小事，毛澤東還特別強調，群眾日常生活的問題，小到他們柴米油鹽的問題、木橋太小會不會跌倒行人的問題，都是共產黨人要著力解決的實事。只有操務并坐實這些小事，人民群眾才會從自己身邊熟悉的事情確切地感知到黨在關心他們，由此信任黨，擁護黨，跟著黨。

　　第三，中國共產黨貫徹執行群眾路線是為了解決哪些主要問題？應該說是為了解決兩個主要的問題。一個是清廉的問題，一個是民主的問題。

　　首先，共產黨的干部面臨著是否清廉的問題。干群關系，或者說官民關系，是共產黨內和共產黨領導的政權內普遍存在的關系，無法刻意繞開的關系。共產黨執政時期，由于長期處在和平時期，又處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干部貪污腐敗的可能性和機會就更多些了。正因為這樣，和戰爭時代有所不同，當前的反腐倡廉已經成為黨的一項最為迫切的任務。而且，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們都要反腐敗。那么，為了堅決反腐敗，達到清廉，黨只有借重群眾路線，運用群眾路線。防止腐敗，保證清廉，已經構成了新時期貫徹執行群眾路線的重點工作。

　　其次，共產黨的干部面臨著是否民主的問題。官僚主義、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宗派主義、經驗主義、命令主義、高高在上、養尊處優、當官做老爺等等封建國家以及資本主義國家官員的通病，也會在共產黨的干部身上發生。正因為這樣，黨在一開始提出群眾路線和貫徹執行群眾路線的時候，其針對性、指向性就十分明確，那就是為了反對和掃除這些有害的風氣和做法。我們貫徹執行群眾路線，就是要反對專斷、專制，充分實行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實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并使“四個民主”法律化、制度化、常態化。如果離開了民主，官僚主義、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等等弊端就難以根除。由此可見，真正貫徹執行群眾路線，是否實行民主構成其核心和關鍵。

　　上述四點基本認識，歸納起來說，群眾路線的實質就在于為民、務實、清廉和民主。掌握和運用群眾路線，一定要抓住這四大實質。這四大實質說明，群眾路線是黨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領導力、執行力和公信力之所在。

　　（許耀桐 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

　　主題延伸

　　踐行群眾路線的佳話

　　“群眾路線”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重要組成部分，凝聚著老一輩革命家的集體智慧。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在其一生中都十分重視群眾路線，知行合一，留下了許多佳話。

　　周恩來：“不要如浮云一樣，過了就忘了”

　　“一切為民者，則民向往之。”周總理終身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把自己看成人民的“總服務員”，反復強調“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的”，要“永遠做人民忠實的勤務員”，只要是關系群眾安危冷暖的事，他總是關懷備至、體貼入微。

　　不少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老部長們曾說過，這輩子有“兩怕”：怕主席的威嚴，怕總理的認真。確實，周恩來對那些不負責任的人和事會予以嚴厲批評，尤其是對那些與國計民生息息相關的部長們，要求更高，有時甚至會讓人下不了臺：“你簽了字，問你情況答不上來，那就是官僚主義！”

　　搞調研時，他深入群眾，與群眾打成一片，了解實際情況，敏銳而深入地洞察著百姓的所思所想。抓落實時，他強調“不要如浮云一樣，過了就忘了”，舉輕若重，一抓到底，充分展現了共產黨人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求實精神。

　　“搭幫彭德懷，生產得安排”

　　1961年12月15日，彭德懷到湖南湘潭陳蒲大隊開展調查。這個大隊是個嚴重減產的大隊，社員人均年口糧不到200斤，吃米糠、喝糊糊的不少；群眾生活困難，水腫病人很多。

　　彭德懷對陳蒲大隊糧食減產情況非常關注，為了把陳蒲大隊的情況搞清搞透，他親自設計制作表格，列舉調查內容，分生產隊一項一項地統計。當時他身患重感冒，仍頂著嚴寒細雨，一連三次去陳蒲大隊和基層干部交談，深入到黃蒲、白泥等幾個生產隊認真傾聽群眾意見。彭德懷與當地干部商量如何適當統銷一點糧食給陳蒲大隊，以解燃眉之急。他諄諄囑咐基層干部，切實安排好社員生活，讓農民安居樂業。陳蒲大隊群眾后來傳唱一首民謠：“搭幫彭德懷，糧食統銷來；身體恢復快，生產得安排。”都說“政聲人去后”，民謠是彭德懷切實踐行群眾路線并受到群眾愛戴的最好反映。

　　習仲勛：“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這一面”

　　習仲勛曾說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這一面”，并告誡工作人員辦事要謹慎，不要嚇到群眾，使自己脫離群眾。這里試舉一例。

　　1985年11月15日早上8時，習仲勛乘車前往井岡山視察。途中警車不時地鳴響警笛，警衛人員也常常從車上伸出兩面紅旗左右揮動，指揮過往車輛注意讓道。

　　習仲勛臉上的神色變得嚴肅起來。“怎么能這樣呢？”他轉過臉來對陪同的同志說：“他們拉著警笛，兩面紅旗左右開弓，這樣會嚇著群眾，也可能會把過往的車輛擠到溝里去的。不要為了保證我們趕路，影響老百姓的正常通行。”接著說：“請你告訴前面警車上的同志，他們后面的車上坐的不是老爺，不要動輒八面威風。我們是來給老區百姓辦事的，不能給群眾添麻煩！”對于工作人員來說，這些話有些重，而對于普通群眾來說，是那么親切。

　　陶鑄：“你們市委，應該改為菜委”

　　1951年12月，陶鑄受命回到他戰斗過的廣東主持工作。他經常說：“不關心群眾的生活，還算什么共產黨員？”

　　1958年廣州市豬肉開始采取定量供應。陶鑄親自過問此事，并與省委其他負責同志一起研究對策，狠抓落實。到了1963年，在全國其他城市還憑票供應豬肉時，廣州市的豬肉已經恢復敞開供應了。

　　1958年冬天，新建的禺北蔬菜基地被特大洪水淹沒了十二萬畝，造成蔬菜供應困難，此時陶鑄正在上海開會，聞訊后當即打電話給有關負責同志，并叮囑說：“你們不能光靠匯報，要親自下去檢查，采取具體措施，幫助菜農恢復生產。”

　　為了盡快解決廣州市蔬菜供應不正常的問題，他專門調了兩位有經驗的干部，負責蔬菜生產。回到廣州見到有關負責同志時，他還語重心長地半帶責備的口氣說：“你們市委，應該改為菜委。”話語之間，對人民生活的關懷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