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想到，在這高速飛馳的現代化交通工具背后，會隱藏著外人無法知曉的巨大貪腐內幕。”一周前，江蘇省徐州市云龍區檢察院反貪局副局長王磊因公出差鄭州，在時速300公里的鄭徐高鐵列車上，看著車窗外一閃而過的大片農田，2年前查辦鄭徐高鐵徐州段土地拆遷補償腐敗案的那一幕又再次浮現在腦海中。

　　2014年6月20日，鄭徐高鐵徐州段正式開工起建，但它的征地拆遷工作早在2010年便已啟動，其中也包括為高鐵建設而配套規劃的和平路東延二期工程。配套工程項目征地區域都集中在徐州市云龍區翠屏山街道辦事處所轄的長山、土山寺、和喬家湖三個村。也正是在這三個村的拆遷中，“牽”出了包括市、區、街道、村莊不同層面在內的9件12人腐敗系列案，涉案金額高達1500多萬元，僅和平路二期工程涉案金額就達700余萬元。

　　2014年，徐州經濟開發區檢察院在查辦轄區大廟鎮一起高鐵拆遷腐敗案時，發現涉案人徐州鐵路辦綜合處原副處長張福合在云龍轄區內還有另案，隨即移交給了云龍區，云龍區檢察院從張福合曾主持指揮長山村鄭徐高鐵項目拆遷工程入手，歷時2年時間，揭開了“鐵路辦+辦事處（招商局）+拆遷村”三個不同層級工作人員相互勾結，騙取國家重點工程拆遷補償款的貪腐大案。

　　鄭徐高鐵拆遷“牽”出“史上單筆最大”貪污案

　　從鄭徐高鐵徐州東站沿鯤鵬路一路向南，走到盡頭便是鄭徐高鐵的配套工程，和平路東延段工程，在路南側有3個幾乎呈等邊三角形座落的村莊，第一個便是長山村，云龍區檢察院查辦的該院辦案史上單筆最大的一起貪污案，就出在這個村。

　　2010年3月，徐州鐵路辦劃定翠屏山街道辦事處下轄的長山村要征地400余畝從事工程建設，每畝補償價格為9.6萬元人民幣，共計補償款達4000多萬，隨后由鐵路辦將補償款劃撥到了長山村村委會的賬戶上。長山村黨支部原書記張啟超最終卻以每畝4.55萬元、公共面積3萬元的標準，向涉及拆遷的村民發放補償款，以“攔腰砍”的方式完成了“上級安排”的拆遷任務，而此時長山村委會的賬上不留下了360余萬元。

　　對此事“心知肚明”的徐州鐵路辦綜合處原副處長、拆遷指揮部負責人張福合此時便找到了張啟超，和原村副書記喬玉清，要求將360萬元平分。三人密謀最終，由喬玉清負責具體操作，三人每人分得了120萬元巨款。“這也是我們目前所了解到的單筆最大的一樁貪污案件。”王磊說，這些人的膽子有多大，從這件事上就可想而知。

　　然而，事情并沒有就此結束，輕而易舉就騙到巨額補償款的張福合又故伎重演。

　　2011年初，和平路東延二期工程中出現了一塊“爭議地”，這個地塊究竟屬于哪個村，在歸屬不明晰的情況下，張福合自作主張將地塊“劃”到了長山村名下。張福合與時任翠屏山街道辦事處主任的徐建鵬密謀，要利用這塊地再套些補償款出來，以解決一些“我們都不好處理的工作費用”。

　　補償款怎么套？喬玉清出了個“非常不錯”的主意，長山村村民白淑芹家的土地也在此次的工程范圍內，且拆遷面積比較大，而最理想的是，白淑芹夫妻二人又都沒文化不識字，“連補償協議也看不懂”，搞不清具體情況，把他家的補償標準提高，從中分出這筆錢。

　　于是，由喬玉清出面，重新與拆遷戶白淑芹夫妻簽訂了一份新協議，人為從中增加了196萬拆遷補償款。而作為辦事處主管審核工作的徐建鵬則大筆一揮，簽字同意。接著，負責核對撥款的張福合同樣大筆一簽：撥錢。

　　就這樣，這筆多出來的196萬元“補償款”就打到了白淑芹的個人賬戶上，隨后還是由喬玉清具體操作，用白淑芹的身份證又開設了另一個銀行帳戶，將這筆款子順利轉走，由徐建鵬、張啟超、喬玉清、張福合四人私分。

　　國家重點工程成了“唐僧肉”，有機會誰都想咬一口

　　“同樣是拆遷村，長山村有貪污案，其它涉及的村子有沒有呢？”王磊說，如果說發生在長山村的貪污案是從徐福合突破查辦的話，土山寺和喬家湖兩個村的貪腐案則是云龍區檢察院“舉一反三”的成果。

　　從與徐州東站的距離上算，土山寺村應該是最遠的一個村，但土山寺村在拆遷補償貪腐案中卻是“受災”最嚴重的村子，上到村支部書記，村主任，下至村黨委委員和會計，幾乎“全軍覆沒”。

　　喬友田，土山寺村黨支部書記，人稱“喬老大”，他與村委會主任喬友順是親兄弟。喬友順外號“挖掘機”， “有地兒就能掘出金來”。兄弟倆雖把持了村里各項大權，卻是出了名的不和諧，根源就來自2010年開始的征地拆遷帶來的巨大利益驅使。

　　與鄭徐高鐵配套的和平路東延二期工程需要征收土山寺村的部分河坡地，按規定對未利用的河坡地是不予補償的，但喬友田等人卻提出每畝12萬元的高補償要求，并向云龍區招商局副局長王小武爭取后，實際每畝獲得補償5萬元。在翠屏山街道辦事處的征地拆遷中，主要采用“包干”的方式，即各村委會對擬征用的土地，先開出大致的價碼，在完成征地任務后，富余的資金放入村委會賬戶。因此，在河坡地征收結束后，村委會賬上結余補償款100余萬元。喬友田安排村黨委委員喬金章、現金會計王公綁等人，以村民“王勇”、“齊強”等人的名義制作了高達108萬元的虛假附著物補償單，分三次將錢套出，以“加班費”、“工作獎金”的名義私分。

　　除此之外，喬友田等人還以各種“想都想不到的”名義，在實際工程款外額外再增加“工作經費”，繼續大肆貪污。檢察機關查明，喬友田伙同他人在土山寺拆遷工程中，參與貪污犯罪9起，騙取拆遷補償款210余萬元。

　　相較于哥哥還算“師出有名”的貪污斂財方式不同，弟弟喬友順的貪污更直接和明火執仗，用他自己的話說，凡是經過土山寺的工程，凡是由土山寺經手的公款，他都要雁過拔毛。

　　2013年5月，喬友順在一處已經補償完畢并收儲的土地上，又私自用鐵絲網和水泥棒等圈成了個“停車場”，硬是又從施工方“要”來了15萬元的附著物補償款。同樣是2013年11月，華開電力公司在土山寺村鋪設熱力管網，管網經過的地塊也已經收儲，喬友順故伎重演，找了一批地痞流氓前去鬧事，施工方經不住鬧騰，又在招商局副局長王小武的暗示下，同意了喬友順開出的“通道費”59.9萬元的條件，把錢打到了土山寺村委的賬戶上。喬友順隨意開出虛假的工程項目清單，將公款全部取出。案發后，他交代自己所謂的“人工費用”只花了五千塊。而在整個土山寺村土地的拆遷項目中，喬友順共貪污140余萬元。

　　經云龍區檢察院查明，整個土山寺村委共有5人在拆遷貪污案中落馬，村兩委幾乎全軍覆沒。他們屢屢得手的“法寶”就是以村民的名義，虛開大量的虛假拆遷補償單，直接從村委公賬上套取現金。“國家重點工程就象 唐僧肉 ，只要有機會，誰都想咬上一口。”王磊說。

　　“拆遷補償單簡直形同 銀行本票 ，見票即付。”云龍區檢察院黨組成員、反貪局局長齊浩說，“村委書記、主任，主辦會計、現金會計全是一條船上的，法人章、財務章全在他們手上，一蓋就生效，套出來就是錢。到后來就是貪紅了眼，沒有任何的顧忌。”

　　里應外合各取所需“成就”貪污“業績”

　　“到目前為止，涉案的12人雖已經全部被法辦，但它留給我們的教訓卻是深刻的。”齊浩說，3個村子的“小官大貪”案從表面上看互無關聯，實際上有共性的特點存在。

　　征地拆遷工作環節眾多，僅憑一個村的黨支部書記、村主任等個別人的能量，將數十萬、上百萬的拆遷補償款套取或騙取出來，如果沒有上級主管部門或個別“領導”的“關照”，是不可能做到的。“上下勾結，里外串通，這就是這三起案件的一個共同點。”王磊分析說。

　　長山村的土地拆遷由翠屏山街道辦事處的原主任徐建鵬負責，在他與村支部書記、鐵路辦負責人的“里應外合”下，完成了套取補償款的“任務”。而土山寺村的征地拆遷項目則由云龍區招商局負責，原副局長王小武和土地資源整理科原負責人李權在一定程度上則“成就”了喬友田和喬友順的“貪污業績”。

　　2013年1月，土山寺村轄區內的五家小企業拆除搬遷，參照評估審計報告，拆遷指揮部與土山寺村委會簽訂了委托搬遷補償協議。喬友田向王小武反映補償標準偏低、工作難以開展。王小武應承了下來，并吩咐喬友田，“我們來簽個補充協議，但你也給我們做點 工作經費 。”此后，喬友田等人冒用徐州鑫旺工程機械有限公司的名義，重新偽造了補償單據，重復簽訂了補充協議，經王小武“批準”后，一次性騙取補償款45萬元。王小武、李權拿走了30萬元現金，喬友田等人瓜分了15萬元。

　　前文提到的征收部分河坡地的工程，按規定對未利用的河坡地是不予補償的，但最終土山寺卻獲得高達250萬元的補償，幕后的推手就是王小武。他以“土山寺村在拆遷過程中發生了不可預知的費用為由”，“協調批準”了這項補償。喬友田以虛假的拆遷補償單套出公款后，立即向王小武支付了15萬元好處費。

　　在負責土山寺村拆遷工作的1年多時間里，王小武參與貪污7起、涉案金額高達260萬元；李權參與貪污5起，涉案金額160萬元。王小武等人以“國土局工作費用”、“國土局加班費”等名義，從土山寺村提取“工作經費”。實際上，王小武、李權從土山寺村拿走的錢款，除一小部分用于國土局的招商、接待等工作支出，絕大部分都被王小武等人私分占有。

　　腐敗警示錄：把動遷任務當成經營任務，有私利就不會有公心

　　2015年底，隨著喬家湖村原黨支部書記遲玉虎、村衛生委員張慶仁、村民理財小組成員程安全共同貪污拆遷款77萬元案件的偵破，歷時2年，由云龍區檢察院查辦的鄭徐高鐵徐州段拆遷貪污案宣告終結，張啟超、喬友順等12人分別以貪污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至1年2個月不等的刑罰。

　　“在部分城郊結合部和城中村，村干部們的眼里，土地拆遷是他們 發橫財 的最大機會。”王磊說，從他查辦的三個村的村干部來看，這些村干部幾乎是村里“最富有”那一類不差錢的人，如長山村的支部書記張啟超，個人財產少說也在2000萬左右，另外兩個村的負責人資產也都在數百萬之多。

　　既然都是有錢人，可為何還要貪呢？齊浩分析認為，在村干部的眼里，他們往往是在利用經營的頭腦來看等拆遷這件事。“也就是他們的思想意識出了問題。這也包括那些落馬的科級干部。”

　　齊浩表示，把有些拆遷、動遷的工作交給村里去執行，實際上應該是上一級政府交辦的一項管理職能，是上級組織交辦的一項任務，但是很多、甚至幾乎所有接辦任務的村書部書記、村主任都把它當成了一項經營任務來對待。“不能不說，但凡能做村干部的，都是腦子比較靈活的人，尤其在對資金的運作上，都是 有經驗者 。”

　　“既然讓我來拆遷，我就有了討價還價的余地，就有了獲得一些利益的基礎和條件。這些利益有可能是為個人的，也不排除也有是為集體的，無論為誰，如何把自己一方的利益最大化才是他們最想達到的目的。”如果單純以完成任務去做一項工作，而不是想著從中獲取些利益，那就是一種帶有公心的工作，否則，有了私利的存在，就變了味道，這也就是為什么說貪污往往都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原因，齊浩說。

　　這三起案件的共同點，都是以制造虛假補償單的方式來直接套取國家重點工程的這拆遷補償款，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因為工程的發包方是一個外來的“唐僧”。

　　王磊說，工程的發包方不是當地政府而是域外的鐵路部門，所以很多人在意識上會有一種“不多要就是吃虧”、“能多要就多要點”的想法，“有這種想法的人不僅僅只是被拆遷者，在有些地方政府的管理者身上，也或多或少地有這種想法。”

　　村干部還有另外一種觀點，在他們眼里，錢不是貪污的被拆遷群眾的，不是從被拆遷者身上“搜刮”來的，沒有損害老百姓的利益，而是在替大家爭利的情況下，騙的國家的錢，是幫著“人民群眾”爭取來的，“甚至有的貪污罪犯認為把這個錢據為己有比克扣群眾的更心安理得一點”

　　說到底，是這些人在思想意識上出現了嚴重的問題，齊浩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