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

　　一直因塌方式腐敗受到高度關注的山西，又有大動作。2014年9月至2016年4月這19個月內，山西有139名官員掉“官帽”，被免職或改任非領導職務，平均一個月7人被“刷下”。

　　值得注意的是，這139名官員被摘“官帽”，與違紀違法、到齡退休等無關。

　　近日，人民日報也刊發《從嚴治吏：山西19個月調整139名不勝任現職的領導干部》一文，報道了山西官場的上述大動作。

　　“政事兒”注意到，自去年7月中辦印發《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以來，各省都制定了實施細則，不過，大規模向下調整干部的省份目前還不多。人民日報的報道表明，在《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印發之前，山西就已經開始向下調整干部。其向下調整的標準是什么?這139人都干了什么?

　　139名官員因何被“刷下”?

　　“政事兒”注意到，山西省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孫大軍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干部“向下”調整，主要有三個原因。

　　其一是違法、違紀，重大事故問責等原因，“必須下”。例如十八大以來山西落馬的7名省部級官員，以及高平市原市長楊曉波、晉中市委原副書記張秀萍等大量廳局級官員，落馬均屬于違紀違法“必須下”，楊曉波、張秀萍均有貪腐等嚴重問題，且與他人通奸。

　　其二是由于到齡退休、任期屆滿、身體健康等原因，“自然下”。此類原因被免職在黨政機構中最常見。

　　其三就是“應該下”，被組織部等部門判定為不適宜擔任現職干部。“沒違紀、沒違法，就是因為工作能力不夠、狀態不佳”，孫大軍稱。

　　2014年9月至2016年4月，山西全省共調“下”領導干部2026人。其中，屬于“必須下”的256人(違紀違法免職221人、問責免職35人);屬于“自然下”的1631人(到齡免職1205人、任期屆滿離任152人、健康原因調整123人、自愿辭職151人)：屬于“應該下”的139人。

　　139名“應該下”的官員中，94人或因不敢擔當、不負責任，為官不為、慵懶散拖;或因不能有效履行職責，出現較大失誤，能力不足，年度考核不稱職等，被免職或改任非領導職務。

　　比較典型的“應該下”案例有：

　　案例一是山西省防汛抗旱指揮部原辦公室主任。2014年，山西抗旱應急水源工程項目未按水利部要求完成，導致數億元中央專項補助資金“沉睡”超過一年。啟動追責后，發現資金“沉睡”系因不作為，該名山西省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主任負有主要領導責任，被免職。

　　案例二是某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原局長。其副手、一名副局長因貪腐被判了刑，該名局長因沒有履行好一把手的主體責任、抓班子帶隊伍沒有魄力和辦法，特別是對班子成員監管不力，被免職。

　　案例三是某市一名正處級干部，被免職有多個原因：個人事項瞞報房產;家不在任職地，通常是周一下午來、周五早上走，不在崗是常事;遇事推、躲、繞，本該自己做的重要工作都推給副手，對上級交辦的重點工作經常拖拖拉拉，工作沒熱情、私事跑得勤;組織誡勉談話時態度不端正。

　　案例四是山西某市環保局長。該市因環境污染問題被環保部華北督查中心掛牌督辦，可該名局長工作推進力度不夠、進展緩慢，實現預期目標困難。該市市委研究認為，這名局長的工作能力、工作狀態難以打贏這場硬仗，遂決定調崗，從環保局長調整為非領導職務。

　　王儒林：自古以來，選人用人是大難題

　　“政事兒”注意到，自2014年9月1日“臨危受命”，出任山西省委書記以來，刷新吏治、重塑官場生態一直是王儒林面對的大難題。

　　在2015年全國兩會上，王儒林曾直言，“自古以來，選人用人是大難題，山西在發生系統性塌方式腐敗情況、諸多案件又沒有辦結情況下，選人用人防止帶病提拔就更難了”;“崗位不能長期空缺，但是也不能今天提上來，明天又進去了”。

　　王儒林還通過實例，講述山西吏治的艱難：“在一個重災區的市，我們采取了很多辦法，在發現尋找能夠做縣委書記的人選，省委組織部在這個市直接談的有622人，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名單，排第二位的，比較靠前了，在半個多月時間內就被牽扯進去了。還有一個自薦者，排位靠前，還打包票沒問題，推薦他的人也不算少，結果一個月內也掉進去了”。

　　那么王儒林如何避免“今天提上來，明天又進去”?

　　“政事兒”發現，其殺手锏之一就是凈化用人環境，該免的免，該降的降，該調整的調整。

　　王儒林履新山西省委書記一個多月后，2014年10月23日的《山西日報》頭版頭條刊發報道稱，在當年10月中旬的全省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山西省委提出要打出“三個一批”刷新吏治組合拳：甄別處理一批不廉潔、亂作為的干部，調整退出一批不勝任、不作為的干部，掌握使用一批敢擔當、善作為的好干部。

　　2015年1月16日至18日，王儒林來到運城、臨汾兩市調研，在座談會上，他表示：要把打好“三個一批”組合拳，作為刷新吏治的一項重要舉措;實施“三個一批”，不是搞人人過關，也不是搞群眾運動，要把容易滋生腐敗和權力尋租的部門和重要崗位作為重點，以縣委書記的選拔任用為推進“三個一批”工作切入點。

　　據官媒披露，王儒林提到的“三個一批”組合拳，即為山西刷新吏治的主要方式，上述139名“向下”調整的官員，就主要是通過“三個一批”篩出來的。

　　中央：推進干部能上能下，重點是解決能下問題

　　“政事兒”注意到，習近平多次強調，建立領導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機制。

　　2013年11月15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打破干部部門化，拓寬選人視野和渠道，加強干部跨條塊跨領域交流。破除“官本位”觀念，推進干部能上能下、能進能出。完善和落實領導干部問責制，完善從嚴管理干部隊伍制度體系。

　　2014年7、8月份，中央政治局審議《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實施方案》時，習近平指出，從嚴治黨、從嚴管理干部，要下功夫把干部的問責、懲處制度抓好，建立領導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機制。

　　2015年6月26日，習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規定(試行)》。

　　會議指出，全面從嚴治黨，關鍵是從嚴管好用好領導干部。推進干部能上能下，重點是解決能下問題。在干部工作中，既要把黨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選準用好，又要把那些存在問題或者相形見絀的干部調整下來。

　　這次會議強調，推進干部能上能下，最根本的是健全完善制度機制。要堅持推進制度改革，通過激勵、獎懲、問責等一整套制度安排，保證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形成良好的用人導向和制度環境。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認真落實好干部標準，對政治上不守規矩、廉潔上不干凈、工作上不作為不擔當或能力不夠、作風上不實在的領導干部，要堅決進行組織調整;同時，及時把那些忠誠、干凈、敢于擔當的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用起來，切實增強干部隊伍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