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30萬重獎“毒地”舉報人，創了紀錄，但仍不夠多

　　周建剛舉報的這塊毒地有24個籃球場大，給環境造成的污染損害不可估量。污染方曾私下找周建剛，想花兩千多萬買回這塊地，但遭周建剛拒絕。不過，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像周建剛一樣，面對唾手可得的巨額利益而無動于衷。

　　▲靖江重獎“毒地”舉報人周建剛。

　　據報道，在“靖江毒地”事件發生兩年多后，江蘇省靖江市政府開出一張30萬元的支票，用于獎勵“毒地”污染舉報人周建剛。這個數字創下國內環境污染舉報獎勵最高紀錄。

　　重獎30萬元，對周建剛而言是“意外的驚喜”：曾經被毒地戕害健康，因舉報而有家不敢回的他，如今終于獲得公正的褒獎，這讓人欣慰。

　　▲靖江“毒地”的黑幕揭開，與舉報人周建剛不無關系。

　　饒是如此，這筆創“紀錄”的30萬元獎勵，其實仍難完全“解渴”。畢竟，最嚴環保法實施之后，對于污染企業的處罰金額動輒翻了十倍百倍，但舉報人所能獲得的獎勵依然微薄。以鄭州為例，今年前三季度，對于所有大氣污染舉報的獎勵總額，只有27萬元。當然，有獎金已經算不錯了，舉報污染“零獎勵”的個案現實中比比皆是。

　　環境污染的治理，需要建立重獎舉報的制度。污染治理不可能是政府一家的事，尤其是在現今，環境執法力量嚴重不足。以上海為例，兩千多萬人口的大城市，從事環境現場執法的人員竟只有不到600人。這種情況下，環境執法不可能對每個污染現場進行及時覆蓋。而通過重獎舉報，激勵公眾的參與，則能彌補執法能力的缺陷，讓環保部門擺脫“單打獨斗”。

　　具體到毒地治理，在毒地的排查中，公民舉報的角色就非常關鍵。因此目前官方的毒地排查，主要針對的是化工廠、農藥廠等工廠地塊，但一些隱蔽的“毒地”，往往難以進入其視野。

　　例如周建剛舉報的那塊毒地就是如此，幾經易手，外人早就忘記了其曾經化工廠的身份，更不知道這個化工廠曾暗中填埋大量危險廢物。若不是有心的周建剛偶然發現這個秘密，并執著走上舉報之路，這塊毒地不知還會“隱身”到多久。

　　在毒地的修復中，公民舉報同樣作用不可小覷。現實中，許多毒地的修復往往存在貓膩，比如為了省錢而簡化修復方案，比如操作不規范而導致二次污染等，有的還搞層層轉包謀利。

　　▲靖江“毒地”現場。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30萬重獎“毒地”舉報人，并不多。要知道，周建剛舉報的這塊毒地有24個籃球場大，給環境所造成的污染損害簡直不可估量。也正因此，污染方曾私下找周建剛，想花兩千多萬買回這塊地，但遭周建剛拒絕。不過，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像周建剛一樣，面對唾手可得的巨額利益而無動于衷。

　　要想喚醒更多民眾舉報污染的熱情，對于涉及毒地等環境污染的舉報，獎金不妨再大幅度提高，哪怕數以百萬計、千萬計，也不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