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人鄧孟興把他手里的男孩分成了3類：一等男，家里經濟條件不錯，個子一米七五以上，有能力，城里有房；二等男，家里條件過得去，個子不能太矮，至少上過初中；三等男，經濟條件差，身高低于一米六五。“但兄弟多常常一票否決”，鄧孟興說，如果家里有三個以上兄弟，即便條件不錯的二等男，甚至一等男，都會降到三等男。

　　三等男基本上就是困難戶。鄧孟興說，這兩三年來，他幾乎不給三等男介紹對象，因為成功的幾率太低，說不成媒的話就收不到費用，瞎耽誤工夫。

　　“子嗣觀念今天仍然根深蒂固，但是在當前剩男困境下，這種觀念也在發生微妙變化”。“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魏程琳說，巨額的結婚成本，把多子多福的邏輯顛覆了，“調研發現，在一些子嗣觀念相對較弱的農村，獨生子女已成為普遍現象；在子嗣觀念強的地區如華南、華北農村，擁有兩孩以上的家庭所占比例也極低。”這也許就是農民的現實邏輯：必須要一個兒子來延續香火，但也拒絕更多男丁來增添負擔。

　　在魯西南地區的一些農村，彩禮是拿著秤稱的。一般是3斤3兩，即百元大鈔的重量，加起來有10多萬元；也有的講究“萬紫千紅一片綠”，

　　即1萬張5元鈔票，共5萬元，1000張百元大鈔，共10萬元，50元鈔票看著給，彩禮15萬元起價。不少當地人表示很無奈：“雖然也知道這樣不一定合適，但大家都比著辦，你也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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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村剩男危機，如何演變至此？蔣璟璟

　　性別失衡所引發的“婚姻擠壓”，通過“農村剩男危機”的形式，表現得直白而殘酷。婚齡男女人口的巨大落差，以及城鄉二元結構所引發的人口流動，共同造成并加劇了大范圍的“被迫失婚”現象。長久以來，一個流行的說法是“農村多剩男，城市多剩女”。而隨著相關學術調查與媒體報道的跟進，上述觀點似乎正慢慢獲得證實。此一格局也間接說明了，城鄉各異的“單身問題”，更多還是根源于資源的偏差配置。

　　在一些農村地區，大量剩男密集出現，無疑有著許多顯而易見的原因。比如說“貧窮”！特別是隨著女孩越發稀缺，“彩禮行情”水漲船高，貧困家庭的農家子弟，更是娶妻無望；再比如說，“人際連結”的單一化。農村婚齡男女，缺乏產生日常聯系的生活場景，缺乏彼此直接接觸的足夠機會。由此導致的結果是，戀愛結合的概率降低，往往只能通過媒婆中介牽線——調查結果顯示，農村媒婆的價碼，早已是一路飆升。

　　農村剩男危機的持續，同樣觸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其中最明顯的 ，就是早婚回潮：男性不得不采取早婚策略，來搶占稀缺的女性資源；而除此以外，另一個不得不正視的趨勢，就是“婚姻貨幣化”。明碼標價的經濟要求，使得婚姻的神圣性讓位于現實的利益盤算。在這一模式下，“財富歧視”所導致的剝奪感、失落感，正成為鄉土世界內蔓延的情緒！可以說，對農村單身男子而言，這構成了另一種赤裸裸的精神傷害。

　　毋庸諱言，造成農村剩男危機的種種因素，有些已是早已注定、不可逆轉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就完全無能為力。一個可以努力的方向在于，努力消除城鄉發展差距，通過發展本地產業，吸引更多農村女性“就近工作”！諸如此類，只有更多創造農村男女的相處契機，同時實現普遍脫貧與普遍富裕，才能盡量確保更多農村青年，能夠獲得公平的競爭機會，來爭取有限而稀缺的女孩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