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圍棋事業，早早因為建立了國家隊而與日韓不同。當年因為年輕人成長速度不如預期，中國曾效仿日本的內弟子制度，讓聶衛平、馬曉春等收徒。當韓國一統天下之后，中國民間力量自發地效仿韓國大辦道場。
生于上海的陳祖德尊顧水如為師，也成為得到劉棣懷、汪云峰、魏海鴻等名家指點。聶衛平則尊過惕生為師。年齡在陳祖德和聶衛平之間的王汝南、華以剛，雖然也得到過上面各前輩的指點，但卻談不上師徒關系。等到了劉小光、馬曉春、曹大元一代，都受過國家隊各位前輩的指點，卻談不上叫師傅。圍棋原本被劃入文化部，但某次周恩來訪問蘇聯，發現“老大哥”把國際象棋劃到了體育部，于是也效仿，把棋類都劃到了體育部。圍棋國家隊的成立，讓中國的圍棋傳承方式發生了徹底的改變。
李昌鎬橫空出世后，原本引以為傲的的中國青少年培養，反而顯得止步不前。于是在領導的提議下，當時的領軍人物聶衛平和馬曉春分別收下簽約弟子，劉菁、周鶴洋、常昊、王磊跟聶衛平，邵煒剛、羅洗河跟馬曉春，這便是著名的“聶馬六大弟子”。事實上當時隊里鼓勵老帶新，俞斌跟丁偉也簽了師徒協議。
協議規定，學藝期間，弟子的獎金要按照比例交給老師當學費。聶弟子上繳本人獎金的1/3。馬曉春的做法一如他不群的棋風：每人每天收1元錢，一年也就是365元。丁偉上繳20%，但俞斌有規定，兩人等級分排名相差40名以內后，自動解除協議，后來等級分差別在40以內了，俞斌特意跟丁偉說“協議解除了”。
再后來，聶衛平又收了劉世振、古力等多位弟子，劉小光也收了孔杰、胡耀宇、王檄，俞斌又收了邱峻、王垚，但都沒有簽協議。首批之后的聶門弟子，行內關系的意義遠大于學藝的意義吧。而丁偉一直對俞斌執弟子禮，俞斌也擔起為師之責，在丁偉遭遇家庭煩惱之際，俞斌夫婦給予了很大幫助。
1999年聶衛平道場成立，之后中國圍棋培訓市場發展迅猛。在定段成為比高考難上幾倍的“擠獨木橋”之后，成為職業棋手的成本越來越高。投入大量金錢并賭上了前途的孩子們，總想選擇最好的那間學校，而道場為了提高定段率以利于來年招生，也競相對有望定段的孩子施以各種折扣誘惑。學棋不再是修業，而變成單純的學習一門謀生技能。名為道場，實則“道”的精神很弱了，道場和家長、學員都很現實很功利了，圍棋道場在本質上與其他培訓機構沒什么區別，只不過更殘酷而已。一定要找不同，那就是道場允許其他學校沒有的體罰等教育方式。某圍甲主力回憶起道場歲月時說：“誰都曾被罰站墻根兒，老師也不說站多久，也能忙起來把你忘了那你就要一直在站著，而別的路過的老師，見你不順眼可能會順便踢上兩腳……”
學員變換多個道場，多個道場的眾多老師都曾給他上課，除了嚴格的早操、晚課，做不出死活題受罰，淘氣違紀受罰，道場不會像以前的老師那樣，關心你學棋之外的生活、你的思想變化；而如果你找老師開小灶，按市場價該多少學費就叫多少錢。這樣的模式下，很難說誰是誰的師父。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自古以來這三方面就不單指技藝方面。
這樣傳承的模式，得到繼承的是技藝，卻丟失了文化。
2012年3月，北京，首屆百靈杯世界公開賽預選賽。一個中國少年棋手輸棋后把手里的一顆棋子摔在地上，讓對面的日本棋手詫異。2014年3月，北京，第二屆百靈杯世界公開賽預選賽，一位今年很火爆——不，是非常火爆的95后棋手，再對陣韓國對手時，身體前傾到投射覆蓋了大半個棋盤，還手里同時拿著幾枚棋子，思考時弄出響聲。
2013年的一場重要快棋賽，國家隊領隊華學明氣憤地對記者們說：“你們還說韓國的白洪淅盤外，你們再看看那兩位！”
一位70后九段在說起年輕棋手禮儀缺失時顯得激動，“在韓國，如果曹薰鉉來到研究室，其他人會站起來直到他落座再坐下；在日本，大竹等前輩擺棋時，年輕棋手看棋，要畢恭畢敬站在這里這里看。”他一邊說著一邊退到三米之外的距離。“我們的一些小棋手，我都認識他們，但走在路上，他們見了連話都不說！”
當代中國社會似乎有這樣一種傾向，對事情喜歡量化、現實化，對認為是“本質”的東西去追求極致。不菲的經濟成本和高昂的人生代價，讓成為職業棋手成為單純的謀生需求，師生關系變成純粹的學費換課時關系，評價的唯一標準就是有沒有提高棋藝，追求的最終目標就是有沒有定上段、能不能打上圍甲。
嚴格的師徒相承、缺少開放式交流的方式阻礙了技藝的提高，純粹的學費換提高豈不是也傷害了圍棋的文化屬性？圍棋之道絕非“虛”的東西，道場、老師、國家隊，每一個前輩棋手，都有義務去維護傳統中好的東西，而不要讓惡習成為自然的常態的，我們才去懷念圍棋曾有的內涵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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